新年礼物《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全本

第18章 寒梅落尽香如故(1)

在那狂暴的年代，整个沪剧界被批斗的人群中，有两个宁死不屈的人：一个是人民沪剧团的原党支部书记陈荣兰，另一个是努力沪剧团的原团长、我母亲顾月珍。　　1970年1月12日，我还在北京房山县南如公社的人民日报农场劳动，突然接到一份加急电报和长途电话，告知母亲病危催我速归。我火速坐上了南下的列车，在卧铺上翻滚，心事灼烫了被单，只得蹭下窄梯，按下折凳，从窗缝中偷吸凛冽的寒风。窗外是漆黑的夜，紧追不舍，有时举近一簇灯火，又迅捷移走。往事如夜，坠弯了我的心弦。1965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每年有一次探亲假。假期回家我总是感觉到母亲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包袱，究竟是什么呢？我只能从弟弟的嘴里和母亲的语言碎屑里略知一二。作为母亲唯一的女儿，总希望能给她减轻点什么。可是能做什么呢？母亲不就是想演现代戏革命戏吗，那又何错之有呢？六十年代初，母亲把上海革命烈士茅丽英的事迹改编成《龙华塔下》，稍后又把老舍的《全家福》改编成现代戏《破镜重圆》，以歌颂人民警察。老舍先生支持母亲改编，回信中说：“祝贺你们演出成功。”上海市文化局还组织了文艺界观摩演出。顾月珍自解放初就坚持演现代戏革命戏，成为市文化局推动戏曲革命的一面红旗；市文化局和剧协领导的表扬又坚固了她的精神支柱。《上海戏剧》刊出剧评家龚义江的文章《可贵的责任感》，文中说：“这戏的演出正当沪剧‘西装旗袍戏’风行之际……顾月珍说‘文艺工作者是党的宣传员，我们不能忘掉自己的责任’。于是提出了上演现代剧的要求，并提出了这样一个歌颂新社会的剧本。”（指《破镜重圆》）作者列举了顾月珍所上演的一串现代戏剧目，而后又说：“这些戏的演出过程，同时也往往就是她与各种对现代剧的非难，和演出现代剧主客观所存在的各种困难的斗争过程……”　　我深深感谢作者，感谢作者对母亲这种单一追求的了解与理解。六十年代中期，母亲与她的直接上司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孙绍策有了分歧，有了磨擦。我只有隐隐的感觉，但是我一直弄不清分歧的症结是什么。在现实里，中央也是依据下面的情况在不断地调整方针与政策，有经验的干部对上会有许多对策，东风东走，西风西走，从不自作主张固定于一个方向。而我的母亲却只会认准一个方向，一条道走到底。按孙绍策的话说“她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人”。而孙绍策则反之，我亲历过他的那种不简单。　　那是我上大学的第二年暑假。我迷恋于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 “通过坟墓，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书中的这句名言叩开了我的心扉，催长了“生而平等”和“平等对话”的愿望；同时，又借了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带回家躲在客厅的套间里看得昏昏沉沉。母亲居家养病，孙绍策是常客，他一来就在客厅里说革命大道理，滔滔不绝一套又一套。我凭直觉厌烦这种口若悬河旁若无人的狂傲，但他是母亲的入党介绍人，是母亲的上级，母亲对他惟命是从，并欣赏他的口才与干才。　　那一天，他走了进来，由于没有准备，我下意识地起立，慌慌地把书藏于背后，他只远远地一瞥就报出了书名：“你在看《呼啸山庄》，喜欢勃朗特姐妹的书吗？”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孙绍策其貌不扬，头上有癞疤，举止不雅，言语中略带几分痞气。没想到目光竟如此锐利，我不由闪出几丝惊惧，几丝钦佩，脸像窗外的彤云噗的飞红一片。大学里还未开欧洲文学史课，小说是从高班同学那里借来的，据说任课老师对这一对姐妹持批判态度，书自然不能乱看。我从上海去北京，和工农学生及调干生相处，娇骄二气就成了我的辫子，“上海小姐”也成了我的帽子，看这种书若是让学生党支部知道，那便会成为“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走白专道路”的榜样。所以孙部长能一眼洞穿令我心惊肉跳，唯恐他去告诉母亲，把这书当作*抓了，那才是大事不好，我惴惴地说：“侬不会告诉我母亲吧？”　　哪知他拖过一把椅子稳稳坐定，欣赏我的窘态，唇边荡开得意之花，微微压低嗓音：“怎么会呢？她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人。只知道人生三件事：入党，进国营，演戏给毛主席看。”　　他说的是事实，但以一种揶揄的口吻说直让我有些受不了。我猛地甩出一句话，自以为是一发炮弹：“您怎么知道勃朗特姐妹？您一定看过她们的书！”　　孰料，他笑声琅琅，洞若观火：“最高学府的大学生，你别挑理。共产党人要批判旧世界，就要了解旧世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说是不是？”　　我不能容忍他言词中嘲谑的外壳，却欣然接受那些坚实的内核。有人说过他的一则轶闻，说他在香烟壳子上写几个字，就能上台口若悬河地说上半天，台下的人不瞌睡，不溜号，还报以热烈的掌声。大约是我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赞叹，他的笑容便柔和起来，他站起身，取出夹在腋下的一个纸包，小心翼翼地放于桌上，解开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报纸，是一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早听说你爱看书，给你带来了一本。”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本泛黄的旧书。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抬头望着他，他读懂了我的目光，轻轻解释：“知道《*》吧？这是外国的《*》。比《*》还《*》。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可以看看，一星期后还我。”　　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小说里的爱情描写都被视为非礼，《*》只是听说过，说里头有直露的黄色描写，这个外国的《*》会是怎样呢？在一个求知欲甚旺的年龄里，我哪里受得住这种好奇的刺激，但又绝对要背着母亲看，就从烟纸店里买来一张牛皮纸，把书皮和扉页都严严实实地包了进去，折叠出四只坚固的小角。于是十九岁的女孩进入了另一个阅读世界，自然辨不清*与*的差别，从小耳濡目染的是中国古文化的雅洁，从小敬佩母亲出污泥而不染的守身如玉，所以随着阅读的深入，东方的正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彻底地打了一架，打得我心慌意乱，晕头转向。一个星期后，孙部长来了。我乘他一个人在客厅的时候把书还给了他。他看见新包的书皮，嘴角翘出一丝微笑，带着善意，带着戏谑，兴致勃勃地问：“好看吗？”　　我凭直觉不敢承认，如一头小牛顶起了尖尖的角：“不好看，不好看。”　　我的怒气像玻璃碎屑扬入了他的脖颈，他抽了一口气，抬起眼，明显地射出诧异和不满，反问：“你是不是北大的？……”

第18章 寒梅落尽香如故(2)

此时母亲轻柔的脚步声截断了他的话头，他迅捷地把书装入公文包里。朝我挤挤眼睛，努努嘴角，示意停止这个话题。　　母亲进来了，他转向她，出言平和而又亲切：“身体好些吗？”　　母亲依稀听见我们在谈书，就说：“你们在讲读书，是吧？我是想请侬给阿波囡介绍点好书，好帮助她进步。”　　“是呀，是呀！”孙部长搭起了顺板，频频颔首，口生莲花：“大学生要读点哲学，虽然难一点，但不能不读。《共产党宣言》是必读的课本……”从*的《资本论》说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洋洋洒洒一发而不可收。听得母亲心悦诚服，荡出一圈一圈的敬佩之情。听得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堂堂的共产党区委宣传部长，当面撒谎，面不改色心不跳，这个语言的转折转出一个人的两面，年轻的我，不知哪一面是他真正的面目。我的脑子里像是塞进了一团乱麻，茫然无序，我只好快快地逃离了客厅，只觉得孙绍策的目光像一支利箭，嗖地扎入我的后背，激起我的剧烈的疼痛，我不明白为何借给我这样的书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八十年代以后也曾忽禁忽放几起几落，当然今天我们可以坦然面对这样的书，可那是六十年代啊，能说明他思想的解放吗？　　另一件事同样让我心惊。那是1963年，母亲在拖拉机厂体验生活时晕厥，她还一直坚持修改《永不退色的红旗》的剧本。她总是痴痴地想，要带上一部好戏上北京，演给毛主席看。她的愿望单纯得像一个稚童。但这个时候母亲所处的小环境已大不如前了。那个曾是常客的孙绍策部长已绝迹我家，剧团党支部书记经过团长的门而不屑入内，母亲早已成为孤家寡人了。在努力沪剧团内部和区里，她就像那个不自量力的堂吉诃德，自编自导自演《永不退色的红旗》。虽然有市里领导的支持、报界的支持，但票房不佳，少有收益，连何慢伯伯都说“艺术上不成熟”。我隐隐感到母亲与孙绍策之间有了问题，从表面上说，孙绍策要随着政治的风向转，票房与政治兼顾，而母亲只有一条道。但还会有别的什么隐情么？　　暑假我回家，发现母亲的房间里多了一样东西：一台苏联产的12英寸黑白电视机。弟弟说是父亲拿来的，给病中的母亲解闷。解什么“闷”？我的母亲心中有闷么？我真的不清楚。晚上我和母亲一床睡，弟弟突然悄悄说：“阿姐，半夜里侬要照顾姆妈。”我追问其故，弟弟只是重复，一再叮嘱。我自小嗜睡，头挨枕头即酣然入睡。上大学晚自习后入寝，手指头一边还在肚子上画英文单词，一边大脑就已沉入梦乡。弟弟反复强调的话让我忐忑不安，上床后我极力支撑眼皮，盯着母亲倒水服药，甚至听她鼻息均匀，才睡过去。　　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在梦中被人追赶遭遇凶险，吓醒，摸过闹钟一看才凌晨两点，再摸身边空空荡荡，母亲呢？拉亮电灯，凉席上只有一条凌乱的单被。我下床撩开落地窗帘，大阳台上也空无一人。我转出卧室，客厅里黑黝黝，只有弟弟轻微的鼻息声。我拉亮卫生间的灯，白晃晃的瓷砖表情冷漠，再移步厨房，正想开灯，眼角瞥见一个侧影，蓦然间冷僵了我的手。厨房接一个后阳台，底下是公寓的内天井。那里隐隐约约有个站立的身影。我敛声屏气滑入厨房，生怕惊扰了我的母亲。她笼在月白色的睡袍里，如水的月光下她似乎比雪还白，比云还轻，仿佛只要一阵风，就会飘然而去。我轻声低唤母亲，她徐徐回首，月色里，一串泪珠，一粒一粒，闪出斑驳陆离的绛紫色。怎么会有这样的眼泪？我至今都不明白。接着她伸起双臂，像一只小鸟张开翅膀，吓得我抢步上前，一把抱住她的腰问：“姆妈，侬要做啥？”　　久久，她才放下双臂。我问她为啥来后阳台，她幽幽地说：“前阳台临马路，来来往往有路人，影响不好，后阳台下面是天井，不会吵别人。”　　我把母亲扶回房间，倒一杯水，劝她再加一次安眠药。母亲半靠在床上，眼睛半闭半睁，脸上浮动着惊恐与气恼。当我把杯子递到她唇边，她轻轻捏住我的手，说出了一句令我心惊肉跳的话：　　“阿波囡，我将来不是自杀就是发疯！”　　一激灵，我手中的一杯水全覆在薄被上了。换被，倒水，我再次把水杯送到母亲嘴边，她又冒出一句怪言：“不给我唱，我到马路上去唱，一个人唱，看看有没有人听。”　　是呓语还是心声？我无法分辨。我强迫她吞下两片安眠药，扶她躺平，循着昏黄的灯光，俯下身来寻着那素来幽香鲜丽的双唇，给她一个长长的热吻，希望能化解她内心的不安。就在这俯身之际，我看见了母亲衰老了，仿佛在一瞬间夺走了母亲原有的明丽与光鲜。双唇不再鲜润，两颊不再饱满，发间闪出星星点点的白霜。　　母亲怎么啦？母亲才四十又三啊！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当时团内正在批判她的“左倾盲动主义”、“教条主义”、“空头主义”，从演现代戏一直到否定她的《赵一曼》为止。这么多的帽子如泰山压顶，我可怜的母亲那柔弱的双肩如何扛得动？可是又有谁能帮得了她？母亲的执著使长宁区委某些领导的意志不能顺利贯彻，从恼她到烦她，使她成了一节嚼过的甘蔗，一块有棱有角的绊脚石。孙绍策没说错，母亲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人”，她不懂政治，更不懂在政治家那里传统戏与现代戏只是两只棋子，经常要随风而动，强调传统的承传没有错，偏重于反映现代也没有错，一样都是需要。只是单纯的顾月珍心里只有纯之又纯的感情，《白毛女》是她的初恋，现代戏是她永远的情人，一个心眼死心塌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这是整一个时代的单纯啊！有一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像母亲这样的旧艺人，旧社会里只知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时代变了人也变，但母亲的单纯是不会变来变去的。也许今天的年轻人会觉得可笑，人生哪能把想见一个遥远的陌生人作为目标？哪能为捍卫一条路线当作行为的准则？上个世纪属于政治，这个世纪属于经济，这就是潮流和世风。我这个当初的青年，以为支持了母亲就是支持了革命。我曾给上海市监委写过一封信，结果是使母亲本来就不平静的日子更添一层霜。但是她从不说，只有弟弟揪心的责问：“阿姐，你为什么要写信？”　　为什么？我以为可以帮助我那无助的母亲！我以为可以相信组织，但哪里知道“组织”会把信一级转一级，直至转到母亲的顶头上司那里，结果“上级”还以为是母亲唆使我写的。我望着服药后渐渐安静的母亲，泪如泉涌。母亲的眼帘徐徐地合上了，然而在眼角又淌出一条泪的小溪，我用手绢去擦，发现母亲的嘴唇在翕动，把耳朵凑近她的唇边，听见了含含混混却又清清楚楚的几个字：

第18章 寒梅落尽香如故(3)

“孙绍策不是人！不是人！……”　　字音轻微，吐出的憎恨怨毒丝丝缕缕布满了整个卧室，是我从小到大从未感受过的沉重和悲怆。我睡意全消，关闭了灯，让母亲安睡。我想，我的母亲可是从来不会仇恨一个人的啊！三年前的旧事重又浮现，孙绍策为何要给一个未谙世事的女孩看外国的《*》呢？寒意像一条长虫蹿上了我的后脊，从头到脚的冰凉，全身打战……　　1965年我已分配在人民日报社工作，那一年我和小程结婚了。母亲说等过了年以后携弟弟北上为我补办仪式。很快1966年“*”开始，我突然收到上海寄出的一张高额汇款单：一千五百元。母亲在汇款人留言中写下了祝福。母亲来不了北京了。她成了执行文艺黑线的代表。弟弟信中说家被抄过了，仅存的三两黄金也被抄走了，客厅被封了，母子俩窝居在一间卧室里。收下吧，按当时的革命形势，就是与母亲划不清界线；若退回去，那便作成了母亲转移财产的罪名。我真害怕连累了“根正苗红”的小程，可是他却说，如果还没有结婚，或许会重新考虑，但此时已成为连理枝比翼鸟，就要共患难。这时他还在北外学习，借着大串联他溜到上海，把一千五百元放到母亲掌心里。　　不是去划清界线吗？可到了那里，小程忍不住天天去陪她。站在母亲面前的是一个瘦瘦小小的看上去一风都能吹倒的单薄的男孩，但也许心灵的力量与体魄无关，勇敢的关爱是灵魂最不堪重负时候的阳光和希望。令人想不到的是一个被国家培养了二十年的北大高材生，第一次运用自己的才学不是为建设服务，而是帮助岳母写检查，字斟句酌地想如何能够过关。能够过关吗？不能。“检查”写得再好，也只是检查而已。灵魂触及得再深，造反派也不会认可，大势如此。个人，充其量只是烈日底下的一滴水。试想，一个堂吉诃德能阻止风车的狂转吗？离别时，母亲亲手替小程穿上了一件簇簇新的中山装，无限依恋地对这个依然是一身乡土气的山西女婿说：“侬真好。”　　事后才知道，小程去时，家里已一贫如洗，劫后余存的只有弟弟裤兜里的十元钱和母亲钱夹里的四角钱。我如何能想到本想与母亲划清界线的一千五百元竟成了母亲和弟弟的活命钱。　　钱啊钱，到底有什么用？旧社会演戏为谋生，为攒钱，有钱就有安全。新社会，母亲演戏为养团，几乎散尽了所有的积蓄，哪知道维持生命依然离不开钱！　　那个年代，“左”不但是时髦，更是空气，并或多或少地溶解于每个人的血液里。“*”之初，我母亲依然像个不谙世事的学生那样单纯，党支部开会，她问：“运动了，要整人了，整啥人，能告诉我吗？我也是党员么。”几天后，她才发现所有矛头对准的是她。1966年我为了帮助母亲，寄了一张大字报给努力沪剧团，以为是帮助了挚爱革命戏的母亲，但哪知我的大字报在努力沪剧团贴出不久，我们报社就收到了一叠大字报，揭发我保母亲顾月珍。大字报布满了报社一条走廊两边的粉墙，使我瞬间出了“名”。接着，我从革命青年的队伍里被“清”走了，先是去给大串联的学生当火头军，后来便是优先走“五七”道路，下乡下农场。我曾借出差的机会回上海，每天望着母亲带着耻辱，带着创伤，带着欲哭无泪的悲恸回家。我殷勤地帮她宽衣、洗漱、服安眠药，看她依稀睡去。我多么想，多么想用头颅去叩击巨大的风车，然而那满墙满院的大字报挤压出我灵魂深处的胆怯，我不敢过问母亲身处的逆境，唯恐一旦触及引出她更大的伤痛。其实“引出”才是对的，发泄和倾诉虽然改变不了母亲的处境，却是能通过沟通减轻心灵重负，能帮助她抗住外部世界的高压，坚持到狂飙逝去的一天。　　出差总有归期，我要回京了，分手时母亲轻轻地抚摸我的肩头，问我：“侬工作的《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吗？”　　我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意思，茫然地点点头。　　母亲又问：“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吗？”　　我思绪纷乱，三言两语如何说得清这一切，我又稀里糊涂地点点头。　　孰料母亲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苍白的两颊升起两朵红云，枯涩的双眼渐渐闪出曾经是那样熟悉的熠熠光彩。她的话清澈如泉情浓似酒：“阿波囡，侬要记牢，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就是顶大顶大的幸福！”　　母亲的目光凝视着远方，像是穿透了浓雾密障，看见了北京城，看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傻了，我呆了，打死我我也想不出母亲会这样理解“幸福”，要知道，她每天戴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日日处于被批斗的泥淖，依然不忘一生所求的三大愿望。我的眼泪哗哗地下来了，我分不清是为母亲还是为自己……　　回到北京，我也因借出差回家探视母亲处于政治高压之下，为了表明革命立场和洗刷自己的清白，我卡断了对母亲和弟弟的供养，甚至中断了平安家书。我能原谅自己吗？不能！此后便成了我永远的一块心病，良知总是在我灵魂安宁的时日来啮噬我。　　但血浓于水的亲情能像一根木头那样折断吗？不，永远不会。亲情像藕，哪怕是被快刀一刀切断了，依然丝连着丝，丝丝缕缕的根存在于血液里。1969年严冬弟弟来信，说家中已无可典当，无钱购买御寒的衣服。若非山穷水尽弟弟不会告急。这时候我一边流泪一边速速寄上一百元，至于“界线”“立场”，统统见鬼去吧！很快弟弟来信告诉我，母亲穿上了新买的棉毛衫裤。我的泪水长流，我的心永远疼痛，我自责自己的自私，自责自己的懦弱，我总想弥补，弥补对母亲的亏欠。忽然间一纸电报“母亲病危……”　　1月14日下午5点上海火车站，暮色苍茫中，弟弟的身边站着父亲，伛偻，萎黄，几近槁木，昔日的风采已荡然无存。我强压酸楚，急急要求直接去医院看母亲。他们一齐缓缓地说：“天黑了，回家放了行李再去。”我说：“我没有行李，随身只一个小包，先去吧。”他们又说：“探视时间已过。”还是执拗地拉我回家。　　我看看弟弟再看看父亲，两张麻木的脸，像木偶，像演布袋戏，甚至说话的声音都那么虚虚的。等走进石门二路卡德公寓402室的顾宅，弟弟的泪珠一串串落下，劈劈啪啪砸向地板，爆裂出一句惊天动地的话：　　“姆妈死了……”　　我晕眩，我痴傻，我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只见弟弟的嘴唇在翕动，弟弟吐出的声音纠结成一团团一球球惨白的冰雾，砸下来冻僵了我的心，冻结了我的泪。我冷，我怕，我战栗，白茫茫大脑一片空白。不知为何，父亲和弟弟陪我走向熟悉的厨房，推开通向后阳台的小门，弟弟指着一只小板凳，涕泗滂沱，絮絮叨叨，我恍然明白，这张小板凳是母亲在人间最后的立足点。天下之大，能容下的只有……一只铁手捏碎了我冻僵的心脏，一片片，一星星，像冰屑撒落，我踩上板凳，猛推开窗户，尖利的北风像死神张开黑色的斗篷，四只胳膊紧紧地抱住我，把我拖离那个家。

第18章 寒梅落尽香如故(4)

那个冰冷的家，破碎的家，悲恸的家。在此后的岁月里，我曾几度回沪，徘徊于卡德公寓402室对面的林*，眺望那熟悉的阳台和窗户，久久不忍离去，也不敢上楼，我没有勇气踏入那个套房，再推开那扇通向后阳台的门，去捡拾撒落一地的红红的心脏的碎片。我自觉愧对母亲，只能带着一颗破碎的心苟活下去。第二天，父亲带着我们同去长征医院的太平间，我机械地挪动脚步，身边还有个小姑娘搀扶着我，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是谁，黑黝黝的太平间冰冷，抑不住的惨淡，像尘封的蛛网布满了空间。一个抽屉缓缓拉出，像一团迷雾渐渐靠近，我拨不开眼前的朦胧，父亲的声音浑浊嘶哑：“侬晓得啥人来看侬，阿波囡从北京回来了……”　　一道闪电击中我的头颅，我倒在铁抽屉上，看见了我母亲干枯昏晦的面庞，那半合的眼角处有一粒泪珠的晶莹，那微启的双唇间，依然闪出几颗洁白的贝齿。茫茫的虚空里，浮现出黑人牙膏的古老广告，那戴着高筒礼帽的黑人，露出晶亮的牙齿，在微笑，苦笑，狞笑……母亲，你是一支被挤扁挤干的黑人牙膏！　　我弯下去，脸对脸地贴着母亲，冰冷；我摸摸母亲的纤手，冰冷。冷啊，怎么可以这么冰冷？我木木地解开棉袄的衣扣，笨笨地褪去一只袖子，我希冀以我的体温温暖我的母亲，我希望和我的母亲合为一体！母亲，我要你回来！请你回来一次，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弥补作为一个女儿的责任！我爱你，我们都需要你，我要……　　父亲和弟弟见我举止失常，便寸步不离。弟弟也迷迷糊糊，张口闭口都是母亲生前的琐事，我睁眼闭眼全是母亲生前的模样……　　母亲说过：“阿波囡，我将来不是自杀就是发疯！”母亲走了第一条路，年方四十九岁。　　为什么？为什么？母亲错以为“*”会像历次运动一样，支持自己唱革命戏做革命人，自认为解放以后一直是紧跟正确路线，在逆境中坚守，在苦难中抗争，忍受带血的皮带，忍受长夜无归的检查，忍受冰天雪地里倾倒粪桶，差一点滑进粪坑的折磨……这么柔弱的病歪歪的母亲却从不低头，拒不承认反党。　　1月16日，母亲将在宝兴路火葬场化为一缕轻烟，送行的只有父亲、弟弟和我。剧团掌权者发来一纸通知：自杀叛党！想给母亲换一套衣服，不允；想戴一朵白花，不允；想挑一只精致的骨灰盒，不允！　　不允！不允！不允！小车推出来，我抚摸着冰冷的车沿，寒意即刻浸透全身，钳住了泪，锁住了口，颤抖了双腿，只剩下精疲力竭的躯壳，只剩下反反复复的一句誓言：我从此不再软弱，不再怯懦，无论为朋友为亲属……当天风海雨再一次奔突时，我的行为被视为东方夜谭，几近付出生命的代价。　　车要走了，弟弟抽出一条蓝色的羊毛围巾，抢前几步，把围巾垫在母亲的脑后，推车人干涉，弟弟恳求：“求求侬，让她带去！”推车人看了一眼，口气稍稍平缓：“这么新的围巾，烧了太可惜了。”父亲拍打着灵车，老泪纵横，嘶声呼唤着我母亲的小名：“金妹，金妹，侬为啥这样做？为啥这样做？”　　车走了，弟弟在后面追：“姆妈没枕头，没枕头！”……　　从火葬场回家，不，回华亭路丁宅。母亲乘风而去了，顾宅也不复存在。我暂栖父亲的家。此时的丁宅也仅剩下一间卧室。父亲把床让给我和弟弟，自己睡地铺，说我是远道而来，睡地铺会受凉。　　天很冷，被很厚，只是再厚的被褥也焐不暖我的心，泪水冻在胸中，结成冰坨，麻木了我的神经，僵硬了我的四肢。父亲望着我失魂落魄痴痴呆呆的模样，急得搓手跺脚团团转。他东寻西找，搜遍了箱笼衣橱的角角落落，翻出一件黄色的海虎绒小大衣，夹在腋下，脚步散乱地走出了门。　　第二天中午，饭桌上多了一锅热腾腾黄澄澄的鸡汤，香气扑鼻。父亲给我们分盛在碗里，唠叨着说：“这只老母鸡真肥，吃了好有点热气。”　　弟弟好奇：“啥地方有铜钿好买老母鸡？”　　父亲侧脸指指坐在他身边的小姑娘，刚吐出“她的……”两字，声音就潮乎乎地湿透了，被折断了。　　十几岁的小姑娘几乎把鼻子埋进了鸡汤碗，那副馋涎欲滴的样子令人心酸。这是物质的需求、生存的简单需求。但在1970年，上海城里的一只老母鸡可也是有钱没处买的稀罕物资。她专心致志地喝着鸡汤，似乎周围的事都与她无关，此时她只活在一碗鸡汤里。民以食为天，小妹妹你饿了多久了？　　这姑娘夜夜在二楼的楼梯拐角打地铺，日日亲亲热热地喊我“阿姐”，可是我沉浸于悲恸中，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解惠芳，正读初中。*乍起，两老被赶入牛棚，丁阿姨领养的侄子潘小海投奔江苏南通生身父母处，解惠芳无处可去。我父亲获准每月回家三小时！付清房租煤气等，买好油盐酱醋米，只能挤出三元钱给她作一个月的菜金。每月三元，每天只一角。她每天只能花七分钱买一根腌萝卜，花三分钱买辣腐乳……　　父亲弹去眼角的隐泪，挤出几丝苦笑，自嘲地说：“一件小囡大衣，抄家没抄掉，卖掉了，卖掉了！”　　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痛痒的轶事。我听着眼泪刷地下来了，胸中堵着的那坨冰仿佛遇上了火渐渐融化，我望望身边的小妹妹，苦难让我们的心走得更近。一件小大衣成为此时此刻丁宅的最值钱的一笔财富，父亲用它为我换来了一只老母鸡。困境中的深爱，提起了我泪库的闸门，泪水汹涌奔突，父亲抚摸着我的后背，说：“哭吧，哭吧，哭出来就好啦。”　　我伏在父亲的肩膀上大恸，不知哭了多久，无意间触及父亲的右腿，仿佛撞击了一棵大树。我滑下身躯撩起他的裤脚边不由大惊失色，他的腿又肿又硬，像一只粗糙的大象的腿。父亲摇头叹息：“老毛病啦。……我现在只想早点死，没有心思去看病……”　　临别之时，我把携带的所有的钱全都塞进了父亲的口袋。我的父亲没有推辞，涨红了脸喃喃地说：“我要加倍还给侬……”　　生命如蚍蜉，别说撼大树，就连自己也撼不动，死难，生更难。在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中，一代名旦石筱英最终受不了生的痛苦，吞服二十粒安眠药和一瓶敌敌畏；汪秀英咽下十二颗图钉，两人侥幸被救活；邵滨孙之妻筱爱琴、筱文滨之徒袁滨忠先后自杀身亡。沪剧生、旦中百折不断的要算是我的丁阿姨，曲己恶受，吐出一句名言：“我是砧板上的一块肉，挺斩吧！”决不自我了断。也正是有了丁阿姨，才使我父亲挺过那艰难困苦的岁月。

第18章 寒梅落尽香如故(5)

磨难使两颗分离太久的心走到了一处。

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1)

复出后的丁是娥阿姨成了一只金凤凰，伫立于人生的峰顶。纷至沓来的鲜花和荣誉堆放在她的脚下。丁阿姨是强者，是社会的成功人士。　　1982年剧团扩大为院的建制，她被任命为上海沪剧院院长，成了正正式式的行政干部。 1985年退居二线，流泽继任她的职务，两年后也退位了，接下来由陈剑云挑起大梁。按理丁阿姨可以闲下来了，但她依然操心团内事务，陈剑云曾说“我当院长，凡事要通过老丁”，这才有沪剧院的平静。丁阿姨就是这样一个“要”事儿的主，什么都不放心，也不放手。自1973年她被“解放”以后，丁阿姨依然努力，依然不让任何一个机会从自己的脚下溜走。其时，香港与内地的“三通”，把音信隔绝了三十年的七妹“通”来了。老姐妹久别重逢，情深意长。七妹先是邀请丁、解去香港旅游，后是凭借自己在香港的影响，上下斡旋，准备迎接由丁阿姨率队的上海沪剧院第一次赴港演出，并为丁阿姨筹集了资金，资助她在沪举办个人演唱会。　　正当丁阿姨雄心勃勃地准备去香港演出和筹备个人演唱会的时候，查出了晚期肾癌。　　一直以来，丁阿姨仗着自己身体壮实，连每年的体检都不参加，自言：我身上除了两块石头（肾、胆结石），没有别的病。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正当丁阿姨想摘除石头，轻松赴港时，于1988年1月26日住进了医院，谁知进去了就没能再出来。3月23日清晨，我家的电话铃声尖厉地响起，弟妹们告诉我一个无可更改的事实：丁阿姨癌细胞已经扩散。家人谁也不敢告诉两位老人，一位已经作了喉癌手术，另一位又接踵而至，怎么办？我当夜飞抵上海。　　这时的丁阿姨全不知情，还以为只要除掉石头，就会很快康复。当时的丁阿姨还有一件放不下的心事：沪剧中年演员声屏大奖赛决赛将于27日举行，她是赛事评委会主任。评委石筱英患卵巢癌定于26日手术，父亲作为评委中寥若晨星的流派创始人也忙得不亦乐乎，一个癌症患者颠前忙后的，似乎希望能把躺在病床上的丁阿姨所担的那一份工作也承担下来。　　我决心姑且隐瞒，待决赛后再挑明真相。　　3月26日，七妹等三位香港太太抵沪，径直奔医院探病。急如星火的举止泄露了秘密,引起了父亲的警惕。第二天一早，七妹造访丁宅，更让父亲生疑。那天决赛演出幕间休息时，有人对父亲说“可惜啦，老丁的病发现得太迟了”等等，这些听起来莫名其妙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进了父亲的心脏，他从周围人的神态中判断丁阿姨的病决不是一两块石头的问题。　　午夜从剧院归来，父亲步履蹒跚，脸上面无血色，镜片后耷拉的眼皮几乎遮盖了眸子。我和他同室而卧，只听他辗转反侧,久久难眠，频频叹气。其实,这时的事实真相只剩下一层薄薄的云翳。　　28日清晨，七妹再度光临，固执地追问治疗方案。我四顾无人，就低声如实相告。突然，依稀觉得背后黏上了一份沉重，猛回首，父亲立于前后房相通的门框上，本已消瘦的身躯贴着门框不由自主地往下溜，挣扎中迸发出断断续续的脆裂声，我赶紧去扶，隔着衣衫觉得父亲的身子在颤抖，犹如风中的一片枯叶。　　谁忍心再给父亲雪上添霜，于是双方都极力地回避什么。七妹与父亲交谈时都显得心不在焉，辞不达意。中午席尽人散，我扶父亲回房休息，希望他能好好休整一下，以应付晚间担当评委的忙碌。时钟滴滴答答地逝去了一个小时，当我蹑手蹑足地走近父亲的床边，发现他大睁着眼睛空洞地望着天花板，额头渗出星星点点的细汗。我替他轻轻地擦拭，他掀被而起，满脸的辛酸就像暴风雨前的乌云。我害怕漏出真相，抽身想走，但衣袖被拉住了，父亲厉声问我：“阿姨到底啥个病？”　　我以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希望确保父亲心灵的安宁，但“戏法”既被戳穿，我也只能直言相告：“肾癌，晚期。”　　父亲的脸色瞬间铁青，冷汗劈劈啪啪地砸在地板上，砸出一个个麻点。这时他刚刚站起来，听后颓然后退跌坐于沙发上，挥挥手，要我离去。父亲就这样默默地独坐了一个下午。晚上6点半，一辆小车泊于弄口，两位接送者走入丁宅。小海与惠儿争相告之，来者表示同情和理解，但嘴里还是止不住喃喃：“评委太少了，太少了……”　　就在这时，楼梯上沉重滞涩的脚步声吸引了所有的目光——我父亲穿戴得整整齐齐，皮鞋擦拭得光可鉴人，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地挪下楼。他对来者说：“走吧。”　　“解老师，侬还没有吃晚饭呢！”　　父亲没吭声，步履坚定地朝门口走去。　　晚上，我们全家守着决赛的电视实况转播。荧屏上一次次地出现我父亲的身影，他笔挺地坐在评委席上，神情庄重肃穆，脸颊上找不出一丝笑纹，我隐约觉得他握笔的手在微微颤抖。我最担心的还是他的病躯，多年的喉癌病魔，突兀而至的灾难消息，又空着肚子去做评委，不定什么时候说倒就倒了。幸好现场什么也没有发生。接下来28日和29日，父亲如期履约，镇静地完成了评委的工作。大家都想劝他去住院，原以为父亲不会同意，于是艰涩的劝说工作就落在我肩上，只是没想到几乎没费什么力气父亲就同意了。次日上午，当我为父亲办完入院手续，又去探望丁阿姨的时候，电话急急呼我回去。等我赶回丁宅，在楼下便听见父亲的悲嚎，一个男人的失却了嗓音的嚎啕!原来自我出门，老人就抱起丁阿姨的相框，长呼短号，泪流成河，无人能够劝阻。　　不知过了多久，父亲止住了哭泣，丁阿姨的玻璃相框上泪珠涟涟，一片模糊。我劝也无可劝，就坐在他身边，把头倚在他肩上，轻轻地抚摸他的后背，理顺他的气息。父女俩的交流尽在不言中。许久，父亲舒出长长一声叹息，双颊病态地潮红，他怯怯地解释：　　“假如没侬阿姨，我活不出这十年……”　　丁阿姨是坚强的，最具有生命的张力。我理解父亲的话，若不是丁阿姨，也许父亲坚持不到最后，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例证。虽然在我们看来丁阿姨冷傲得像一座又凉又硬的石头山，但我们的父亲爱丁阿姨，爱得无怨无悔，愿意任何时候都以她为重，唯她是瞻；可是丁阿姨爱我们的父亲么？常言道爱屋及乌，如果爱，哪怕不是太多，也该为他想想，给他留下哪怕是一点点的面子。也许正是这一点深深刺伤了我们做儿女的自尊心，觉得阿姨与父亲的婚姻像一个不平等条约，阿姨是强国大国，父亲像弱小民族，以至于我和弟弟一直以为父亲和我们一样，心底里深爱着我们的母亲、他的前妻，只是因为怕丁阿姨……但父亲的泪水击溃了我的自信，勾出我发自内心的疼痛。爱，哪怕是对于父辈的爱，也一样有排他性。

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2)

在沪剧院里，有人背着丁阿姨送给她一个绰号：“假人头”。那么真的在哪里呢？从我弟妹们的嘴里，听到的是丁阿姨的另一面。在1971年上海城上山下乡的热潮中，丁阿姨主动去居委会表态：“我们响应党的号召，解惠芳应该上山下乡，越远越好。”紧接着，惠儿就于10月5日去了位于中苏边境的黑龙江兵团。六十年代，我从上海到北京读书都觉得南北的生活差异很大，而小妹只身去了北方边陲，这日子可想而知。我父亲于心不忍，割舍不下，曾数度嘱我给惠儿邮寄酱菜饼干等等。1980年，政策规定儿女可以顶替父母回城工作，父亲以自己的退休换来惠儿返沪，进入了上海市博物馆。本来文化局领导说，解洪元可以不退，解惠芳可以因患有高血压办理回沪。但丁阿姨和我父亲都不肯，因为他们要照章办事。解惠芳回来后，父亲就退休回家了。丁阿姨屡屡对惠儿说：“侬要想想清爽，爹爹为侬作出多少牺牲！”　　1982年春，解惠芳跟一同在兵团的男友成婚，男友家境贫寒，父母都是普通工人，男方双亲登门求亲时，丁阿姨只露了一面，男方家长庆婚设宴，丁阿姨不去，也不让我父亲去。她说一声婚事新办，送嫁的只有潘小海一人。　　次年惠儿难产，三日三夜挣扎于血水中，新女婿向她求助，她冷冷地说：“寻我做啥？寻他们单位去！”惠儿出阁，丁阿姨花四五百元买了一台电视机作陪嫁，却要惠儿每月支付十五元，一年后她才免去小夫妻俩支付。　　丁阿姨从香港旅游回来，箱满包鼓，给惠儿一件薄尼龙衫，又把一件穿过几冬的手织毛衣扔给惠儿，显出一副心疼的样子，憨厚倔犟的解惠芳当即把一个月的工资掏了给她，她居然照收不误。复出后的丁阿姨不太重钱财，但对惠儿却一直斤斤计较。在落实政策的大潮里，丁阿姨经过两度春秋的努力，于1984年要回1958年响应号召让出的底楼。收回底楼后，她把后间给了潘小海作新房，只把二楼转角处的一小间阁楼给了解惠芳，让他们一家三口从婆家搬回。一座小楼住三家显然是有些挤，等到小海生子，也许是潘门有后勾起丁阿姨对湖州潘家兜小村的全部记忆，她后悔不该让惠儿一家挤入潘家私地。在大上海，没有比房子更金贵的东西了。丁阿姨佯装提出三家分而治之，结果只有惠儿一家单起炉灶。随之经常借故滋事，甚至把解惠芳女儿吃下的瓜子壳扫起来倒在惠儿的房门口，做出来的事情与里弄的家庭妇女差不了多少。　　我母亲坠楼后，石门二路的居处被收走。丁阿姨劝慰我弟弟：“姆妈过世了，侬自家想开点，每月休假就回华亭路。” 她的语气极诚恳，态度极和善，这样的话温暖了一个少年的心。 当时我弟弟在奉贤星火农场劳动，回来休假时就住在丁宅。　　1975年底，我弟弟上调回沪，户口落在何处，成了老大问题。接受的工厂认为，应该落到父亲家，丁阿姨却不愿意收留。几经交涉，丁阿姨勉强同意，让他挤住在老夫妻卧室前的阳台上。一张三人沙发代床，一只高茶几代桌，算是我弟弟栖息的一个空间。　　初初两代人相处尚属平安。弟弟不像我，生性比较温和乖巧，丁阿姨并不反感他。然而亲娘的冤死总是难以让人释怀，有一天，我弟弟把母亲的遗像放在了小桌子上。丁阿姨很不高兴，她要弟弟收起来，弟弟没吭声。两双眼睛对峙，泄露了深深浅浅的不友善。一方作为女主人，拥有居高临下的威严，一方作为苦主之子，有着悲屈不伸的怨愤。血气方刚的怨愤最具杀伤力，女主人的目光被折断了，她转身而去，把落地玻璃窗带出一片稀里哗啦。　　两天后，父亲劝儿子“不要放，阿姨不高兴”，可我弟弟的伤口已被撕裂，他痛心父亲的懦弱。年轻人自然很难理解老父的委曲求全。按理形势在渐渐好起来，母亲坠楼身亡的这一年父亲喜获解放，两年后丁阿姨也重获*，生活依稀出现几丝希望之光。我母亲还没有*，丁是娥越是想表现进步与革命，越是战战兢兢。在她奋力前行的时候，不允许脚下有任何羁绊。我弟弟的小朋友来家弹弹吉他，丁阿姨斥之资产阶级靡靡之音。我弟弟买了辆新自行车放于过道里，这是用一年的积蓄才购置的一件贵重物品，要说多宝贝就有多宝贝，但丁阿姨说妨碍交通，指使潘小海搬到墙门外面去，于是两人就吵了起来。此时，父亲不在现场，丁阿姨又装聋作哑，自管自地蹲着身拭擦楼梯扶手。我弟弟当然明白潘小海仅是马前卒，他觉得自己一味地忍让，忍让，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一团怒火从他的脚底升起：“我要到剧团去告侬，用不着侬挖空心思赶我走，我一年之内离开华亭路！”　　丁阿姨猝不及防，她没有想到，看上去像解洪元一样懦弱的星儿也会反抗，好久，她才缓缓起身，把抹布摔在栏杆上，抛出的字像一个个冰球：“好。侬有志气，我欢送！”　　父亲的懦弱令他觉得屈辱，而丁阿姨发威更令他忍无可忍，刚成年的弟弟重重地拍击栏杆，发出毒誓：“我一定去告，要让剧团的人晓得侬的真面貌！”　　丁阿姨背转身，拾级上楼，留下一个傲然的背影。她怕什么，有解洪元挡着呢！他的儿子他收拾。果然，父亲慌慌张张地被召回，惊落了双唇的血色，苦口婆心地劝儿子息怒。我弟弟久久压抑的个性像引爆前的炸弹，一经点燃就很难收场，他执意要出门告状。父亲一双簌簌发抖的手扯住了他的衣襟，四目相对，我弟弟看见了镜片后的泪光点点，脚下滞涩了，片刻的停顿，少许的迟疑，终又被年轻人的任性撕破，他依然夺门而走。　　“回来！”一句声嘶力竭的断喝，随即化成了苦苦哀求，“回来，我求求侬，不要再闹。侬看看我头发也白了，背也驼了，还能活几年？侬就不能太平一点点。”　　轰隆隆一声响，我的老父亲跪在了儿子面前，老泪纵横。古言“男儿膝下有黄金”，但自进入丁宅花园小楼，父亲的钙质正一点一点流失，最后会为了息事宁人跪求亲子！　　状，可以不告；家，不能不找。终于，我弟弟成了别人家的上门女婿……　　也许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圣人，我的丁阿姨也是这样。　　从父亲婚变后，我一直不认丁是娥，因为我看不惯她的专横和自私，看不惯她对待父亲的凶狠，直到我工作了才在父亲的劝说下勉强张口叫她一声“丁阿姨”。我们两人就像两头斗牛撞在一起，丁是娥用僵硬的口气向别人介绍：“这是解洪元的女儿解波。”　　久而久之父亲也不再叫我“阿波囡”，而是连名带姓地称“解波”。我内心惊叹丁阿姨对我父亲的影响力，又丝丝缕缕地浮出几丝凄清。

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3)

再往后，特别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作为中国第一大报的记者出入丁宅。为她整理《谈艺篇》的时候，丁阿姨主动修补我们之间的关系，她会因我回沪派车，不许我住招待所而一定要我回家，并亲手替我铺床；她赴京开会，临走还嘱咐家人一定要买我爱吃的菜肴，别让我营养不良；一定要在房内生火，别把我冻着等等。丁阿姨做这一切的时候感情十分投入，自然而亲切，仿佛她这辈子一直是这样对我的，可我面对倾盆大雨似的爱怜缺乏耐受力，有时甚至会激出一阵鸡皮疙瘩。　　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责怪自己心胸太小，芥蒂太深；也许，在我与丁阿姨之间横亘着一个孤苦无依的母亲，内心深处隐隐约约地觉得是丁阿姨抢走了我的父亲……　　在很长时间里，丁阿姨在我们姐弟和妹妹惠芳心里，始终画不出一个高大的社会形象。有时候我想，是不是我们曲解了她？丁阿姨身上有爱的体现吗？她生前的一份小结里说自己“三有三缺”：“有干劲缺稳重；有主见缺虚心；有热情缺感情。”说得很坦诚，很清醒，可她自言的“感情”指什么，她真的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谁也不爱么？好像也不是。解放前，她这个单身女子最多的时候养了潘家十几口人：破落后的潘家子侄，还有胞弟胞妹和父亲；那时候她挂头牌，双包银，当老板还有分成，但大多时候是进来的钱不如流出去的快。到了解放后，挣钱只有工资一个途径了，养不了太多的人，但还是养着一个领来的潘莉莉，过继了一个潘小海，还有一个无法赶走的解惠芳，似乎在企求什么。每当她辛苦一天回来，也许会像常人一样希望寻找家的感觉，家的放松和圆满，但其实家是一个最琐碎最烦心的地方，也许她关起门来总觉得吃亏：替解家养孩子，替潘家养孩子，养来养去没有一个是自己的骨血。所以她宁愿在外面也不愿在家里，一到了外面，她就与所有的女人和男人平起平坐，并成为一个熠熠生辉的公众人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或者是“演革命戏，做革命人”，世人拿仰视的目光看她，她的心胸由此拓展得很大很宽，以至于容得下无亲无故的失足青年。可是长久地尖起心去打造自己的公众形象，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久而久之，难免也要找一个地方宣泄压抑的情绪。家就成了她可以随性的地方，面对这七高八低的家人，她就烦躁，懊恼，就小心眼，就会与所有的居家女人一样不见气度，只见力度，拿出唱样板戏的嗓子来颐使气指，并暴跳如雷地发脾气，等等。对于这一切我父亲不生气，也不埋怨，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父亲真正理解她，宽容她，欣赏她。大约真爱一个人，连她所有的缺点也一概包容了。　　我父亲曾经是丁阿姨的拐棍，她的唱红和每一个新的台阶都离不开我父亲的帮衬，可自五十年代末到“*”前，他们的家庭生活一直处于不和谐状态，用上海话说总是“*狗狗”，而我父亲为了忍让一退再退，为了避免和丁阿姨发生正面冲突，经常拎着那只藤篮去公园，找人下棋，找人说话，饿了随便哪里买一碗面吃，于是那只破旧的藤篮便成了他在这座城市里漂泊的第二个家。丁阿姨的许多行为显示不认同我的父亲，她会当着我父亲的面，把一个和真人差不多的芭比娃娃放在餐桌的对面座椅上，让保姆烧两碗面，一人一碗，旁若无人地和对面的“丁是娥”聊天，共庆生日：“潘永华(阿姨的真名)，侬是个命苦的人，从小没有娘，九岁就唱戏，唱到现在还是一个人……” 可见丁阿姨的心底里有一份倔强的不肯被理解的孤独。我父亲受不了这样的奚落就提着他的“第二个家”去公园。然而经过了“*”的磨难，他们的心倒真的是靠拢了，越到后面越是有一种相依为命的相知，父亲感谢那场磨难。　　丁阿姨并不知晓真实的病情，在医院里一如既往地充满信心，她不要护工陪住，要家属轮流伺候，不时地指挥别人办理赴港的种种事宜，也十分关心剧团里每天发生的事情。丁阿姨就有这样的本事，哪怕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她也会把病房变成一个“小朝廷”。　　然而真的是来日无多了，丁阿姨4月尿血，5月骨疼，剧痛来临时呼天抢地，这时她一定叮嘱家人关严门窗，以免将狂乱之象泄漏。6月20日，市委书记处书记胡立教亲临探望，无意间流露出惋惜，惋惜她的病情被延误。聪明绝顶的丁阿姨在瞬间突然明白了真相，既然生还无望，何必拖延无质量的生命时日？　　丁阿姨办事历来惊天动地，她强行索要水果刀和剪刀，想自行了断。是我父亲藏起了凶器。丁阿姨几度想撑起身躯扑向阳台跳楼，皆因气血弥散无力挪动。数招失灵，她就紧闭双唇拒绝药物和食物，并宣布，除了冰淇淋，什么也不吃。六月暑溽骨疼穿心，冰淇淋能带来片刻的凉意和舒适。从那时起，医生问她，是主观上不想吃还是客观上不能吃。她的回答干脆爽利：“主观上。”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她不再夸耀她曾经有过的得意，不再指挥种种杂务，而是常常一个人跌入沉思。有一天，越剧名旦傅全香来看她，她感慨地说：“老傅，侬的路走对了，我是晚啦！”　　傅全香曾在1983年患乳腺癌，手术后组建了傅全香艺术研究会，全面开始录音、录像、艺术整理等工作，留下了电视艺术片《梁祝》和《杜十娘》等。躺在病床上的丁阿姨此时十分羡慕，也许，她这时才突然发觉荣誉、官位、光环都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唯有文化艺术，才能在历史长河中传承，闪亮，而艺术精神却可以永恒。　　人之将尽，其言也善。丁阿姨在生命的最后几日，对家人倾泻了涌上心头的良善和关爱。也许忠厚的惠儿是几个儿女中服侍她最为称心的，也是最尽心的一个，6月的黄昏中，她望望惠儿不无心疼地说：“侬忙着服侍我，瘦了好多。”　　在惠儿的一生中，从来只有诟骂和责备，从来只有操劳和付出，在那个什么都缺的时代，物质的获得已属不易，精神的平等她几乎不敢奢望，更别说亲情的关爱了。在她成长的过程中，最初是受气包，之后便成为父母病体的拐棍，本分老实的惠儿心眼儿特好。可能是由于太缺乏精神准备了，惠儿对突兀而至的关爱受宠若惊，竟然无言以对。丁阿姨潮乎乎的声音里，言语更加恳挚：“惠儿，我有很多对不起侬的地方！”　　一句话催启了惠儿的泪泉，她扑在丁阿姨的身边，边哭边喊：“姆妈，是我不好，是我惹侬生气……”丁阿姨幽幽地叹了口气，一下一下地抚摸着惠儿的头发，脸上呈现出内疚和歉意，眼前的女孩儿养了二十多年了，丁阿姨还从没有正眼好好地看她过一眼，而现在将要没得看了，才发觉这个女儿最让人心疼，丁阿姨的泪珠噗的滚落下来了。她第一次觉得人和人之间，虽然有智慧的高下，有能力的大小，但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心眼儿好是最重要的，不会爱自己的人却无私地爱别人爱长辈，可是她爱惠儿吗？丁阿姨心里一软，酸软得像一根提不起来的面条，她多么想再好好活一回，以补偿对这个女儿的爱。然而……丁阿姨伸手从枕下掏出一个金锁片，说：“这只小猪留给小倩倩，留作纪念。”

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4)

小倩倩是惠儿之女，与阿姨生肖相同，比小海的孩子大一点，长期蒙受歧视。惠儿接过锁片和丁阿姨抱在一起，哭作一团。二十多年的怨愤被泪水冲刷了，二十多年的隔阂被泪河带走了，这临终前的真情，让惠儿感受到没有血缘之亲的亲情。　　病房的一角，坐着不会说话的父亲，他被眼前的一幕感动，泪水也像瀑布一样流泻。这一幕正是他一生所期盼的。　　6月24日丁阿姨昏迷不醒，27日测不到血压，手足冰冷，唯有一丝气息如丝如缕顽强不绝。上海市分管文教的书记*指示：尽力抢救，催促她亲戚和家人会集。　　自丁阿姨查出癌症，我那病歪歪的父亲每天必定要亲自给她喂食，哪怕是象征性的也要喂。1988年6月28日清晨，惠儿端盘，小海的舅妈随后，我父亲压阵，一行人踏入丁阿姨的病房，父老捧着小碗盅，汤碗里是精心调制的鸡汁粥汤，走近床边，俯身低唤：“阿是娥，阿是娥……”　　丁阿姨的眼皮微微翕动，似乎有一缕阳光在她的眼皮上翩翩欲飞，不知何处的钟声当当地敲了七下，余音袅袅带走了她眼皮上最后的阳光。我父亲的手陡然松开，碎片纷溅惊恐的泪珠，他抱起丁阿姨嘶哑地嚎啕：“侬为啥不肯再等一歇？……”　　丁阿姨永远地走了，带着她诸多的光环走了……　　我父亲用他的笔这样写道：“亲爱的永华：我们四十二年的艺术伴侣今天永别了。我欲喊不能，欲哭无声。你还年轻啊！……”　　按理，父亲罹癌在先，似乎当远行丁阿姨之前，现实的残酷是让他们颠了个个儿，丁阿姨走在了先，所以父亲用笔写下了太多的自责和辛酸，仿佛玻璃罩里的丁阿姨把父亲的心也一同带走了。　　丁阿姨的追悼会定于7月9日。这之前有不少案头工作，如领导致的悼词、家属致的答词，还有挽联、消息稿等等，均由我起草。我是父亲的长女，又是大报记者，理当效力。但我只是代写、代拟而已，至于答词当由谁去诵读，应由华亭路的子女们商量。我认为潘小海是最合适的人选，从传统的宗族观念上说，他是潘门唯一的正统传人。只是没想到其他子女一齐反对，也许昔日的小海太受宠，太风光，一旦冰山融化，其他子女或浓或淡地泄漏不满，酿造出杯水风波。　　7月3日上午，我父亲特地从医院归来，子女媳婿们围坐在老父身边，七嘴八舌地找出各种理由不让潘小海去读。小海也不再吭声。那么谁最合适呢？有人提我的名，立刻群起响应，一片赞同之声。猝不及防，我心慌意乱，我用目光向父亲求救，孰料，老父昏暗的瞳仁里闪出火花，火花中跃动着希冀，殷盼，恳求……　　这怎么可能呢？让一个丁宅的局外人去执行？这些言词仅仅是代言而已。我如何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呼她为母亲？要知道我的母亲至死都未曾原谅丁阿姨。　　极度的悲愤像铁锤似的一下一下地砸向我，砸得我清泪长流，无语凝噎……　　父亲终于读懂了我的眼泪。忽然间，他把手放于左胸，那里一定绞痛酸楚。说：“今朝不讨论此事。”……　　7月9日的天气像一团火，只是赤日炎炎丝毫没有影响对丁阿姨的追念，由两千多人自发组成的“拜星族”，把龙华殡仪馆围了个水泄不通，殡仪馆有史以来第一次租光了全部的花圈，吊唁大厅里，重重叠叠挤挤挨挨的花圈落款上可以找见许多尊贵的姓名：*、芮杏文、陈丕显、朱基、巴金、汪道涵、徐寅生、夏征农、谈家祯、俞振飞……　　在会场肃立的有上海市领导*、胡立教、刘振元、陈沂，文化名人张瑞芳、袁雪芬等。追悼会由市文化局副局长主持告别仪式，市委副秘书长致悼词……　　从民间到官方都给了丁阿姨的追悼会以最高的规格。领导对她的盖棺论定是：“首先是党员，其次是演员”，报章载文言：“人们为什么那么舍不得丁是娥呢？我知道……我们失去了一个为艺术献身、堪称人之师表的精神楷模。”　　直至我踏上归程，眼前仍然缭绕着丝丝缕缕的忧伤和怨恼。丁阿姨的去世本与我无关，因为老父，我才从北京南下。可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何等不易，连生我养我爱我的父亲，也不能体察我内心永难愈合的创口。父亲祈求的眼神梗在我心尖，像两颗小小的砂石，擦得我生生地疼痛。我尤其没有想到，父亲会希望我列于丁是娥的门墙……返京之后，几度提笔竟不知如何向父亲说清楚我的失态和眼泪。1988年8月8日，一个吉祥的日子，父亲的飞鸿展在我眼前，跳入眼帘的第一句话是：　　“这一次你来上海纯然是为了我的家事。……”　　清爽的和风卷走了所有的焦躁和烦恼。宽厚智慧的老父亲，用“我的家事”划清了我不愿逾越的界限。父亲将心比心，“我们父女的性格有些相似，我们俩都胆小，遇到不如意的事，伤感、悲恨会久久埋在心底”。一语双关，既暗指我难以忘却生母的悲剧，也明言他对丁阿姨遽然谢世的悲痛。又说：“我回家后情绪始终是不能平静，触景生情在所难免。我现在的打算是要控制自己的伤感，使它逐渐淡化……”　　父亲的话入情入理，他的言外之意是要我不要过多地沉浸在母亡的伤感中。母亲的关爱燃旺我的痴念。我猜想父亲百年之后，不可能与丁阿姨合茔。因为丁阿姨生前名动天下，殁后几经波折，经政府特批，骨灰得以进入司局级干部安息的革命公墓。父亲不会同意以家属的身份去附骥，那么我能不能争取他和母亲相伴于黄泉呢？母亲玉碎于大夜弥天之时，骨灰盒始终屈居于弟弟家的五斗橱里。　　父亲自然明白我的心意。我也提议，到他的老家镇江郊区的葛村去寻觅一处墓地。魂归故里是炎黄子孙的终极目标，那个小小的葛村应该是他的归宿。但数度催促未有回音，他的信里只是淡写一句：“葛村的事慢慢商量。”看起来，父亲对自己的归宿另有安排，那么，母亲呢？虽然母亲早在1978年*昭雪，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宣读的被“四人帮”*致死的名单中有我母亲的名字，但是，我对母亲的死因耿耿于怀，一直想有个更透彻的了解。　　一个名字跳了出来：史织，艺名顾咪咪！我母亲的得意弟子。在众多的弟子中她与母亲最为相知。1966年至1970年，革命群众弄来弄去，顾咪咪弄潮于浪尖，未料航道诡险，触礁舟倾，最终导致锒铛入狱。随之，区委调查组进驻，恰恰在进驻当日的凌晨我母亲轰然坠落。　　史织在哪里呢？听说她七载缧绁，重获自由后息影舞台，隐失于万丈红尘。几经周折打听到她的下落。1989年赴沪探亲的间隙我叩开了她的家门，顾咪咪依然保留着往昔的俏丽，嗓音甜美。我叫她咪咪阿姐，她的回应是：

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5)

“顾咪咪和顾月珍老早一道死掉了！”　　寒意逼退了我，一扇薄薄的木门板隔开了我们，我不能不惊讶岁月刻刀的残忍。我的母亲在她最得意弟子的心里曾经是一尊神，一尊洁白无瑕的神，一尊散发着天国芬芳的神，就如同她曾经供奉过的观音大士。顾咪咪从得意弟子到锒铛入狱，中间发生了多少故事，是不是与母亲也有关联？惊讶逗拨我疑惑，我再次登门，单刀直入，提出质疑：“我母亲身亡与顾咪咪有没有关系？”　　也许问题太突兀，太刺激，她微微发怔，久久无语。突然她眼中一道寒光，锋利地反诘：“侬晓不晓得，侬写了一封信，害了老师？”　　什么信？一种不详的预感钳住了我的唇舌，吐不出一个字，只会像拨浪鼓似的摇头。史织狠狠地挖了我一眼，挖走了我的心：“侬读侬的书，写啥个信!寄给上海监委。侬晓得不，老师是我偶像，我一向崇拜她。拜师的时候，邻居就讲冲着她人好，戏好，以后，就能学好。在老师身边，一直觉着她人正戏正有威信，我当然要保老师。有人劝我这样做要头破血流，我回答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啥人晓得刚刚批判工作组，剧团立刻贴满了揭发顾月珍和孙绍策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大字报。我不相信，偷偷摸摸去问老师，老师老老实实讲：事情是真的，有过三次，第三次我催孙绍策快点离婚，好去办结婚手续。他讲：老婆有神经病，离婚办不成。我就请他以后不要再来。我问老师：这种事人家哪能会晓得？老师讲，‘*’以前，区里找我谈话。解波写了一封信给市里，市里转到区里。领导以为我唆使解波写的。其实我一点也不晓得。我想党员要对党忠诚老实，就向组织交待了这件事，要求接受党内处分。希望不要向党外宣布，否则就自杀。”　　史织的凤眼里闪烁出星星点点的光，她痛心疾首地回忆：“顾月珍的金字招牌果然被人家敲掉了敲碎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别人专门揪斗这个问题，我哪能好保？哪能好阻拦？……”　　沉闷的滚雷碾过大地，笼罩在记忆中的迷雾在闪电中廓清。1961年炎夏孙绍策借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不是心怀叵测？这一年，小阿婆去世，女儿负笈京华，儿子幼小贪玩，正是给他提供大好时机。我那可怜的母亲，涉足演艺万花筒，苦苦地守身如玉，当初父亲的一念之差，险送了她年轻的性命，新中国成立后，她把共产党视为再生父母，择偶的第一条标准对方必须是共产党员。何慢伯伯曾经走进了母亲的心里，是不懂事的女儿毁了她的个人幸福；女儿长大后又振翅飞去，撇下她孤孤单单，冷冷清清。我只知道母亲一度对她的入党介绍人孙绍策言听计从，后来又深恶痛绝。很久很久，我朦胧地觉得，母亲前后态度的迥异，并不仅仅是艺术观点相左，而是心灵受到了伤害。　　做人难，难做人。葆一份清纯不易，学一份狡诈不屑，练一份老辣不能。即使是饱经沧桑的史织不也在情动之下，显示了爽脆直率的真性情。　　面对史织的怨恼我无地自容。可是在那个单纯得像真空保险柜一样的年代里，一个二十出头本该成年、成熟的女孩，她的社会智商还不及21世纪十来岁的花季少女。但在那个年代，哪怕是打死我我也不会想到，由于我发自内心的一封向组织求救的单纯的信，导致了母亲发自真诚的单纯把本可以不说的说了!　　党啊，母亲!我们自小就是接受这样的教育。　　说了，本没有罪过；过失，也不会致命。旧社会有一句话：“演艺圈是一锅烂污三鲜汤。”母亲自从艺的那一天起就想以自己的行动去回击它，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一辈子坚守纯洁和真情，谁知守住了从前守不住当下，生活就这样无情地报复了她的单纯，亵渎了她的清白，戏弄了她的一腔真诚。没有了父亲的爱，又错过了何慢伯伯的爱，母亲一度心如死灰，但母亲毕竟还年轻，心底里自然存有一份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暗存一份对于真正爱情的企盼。这时候，才华横溢的孙绍策撞进了她的生活。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她演现代戏，细致入微地关心她的健康和单身女人的困难。长期缺乏男性关爱的母亲被深深地打动了，自以为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另一半。母亲付出了真情，也付出了贞洁，本以为孙会与他并不相爱的妻子离婚，与自己堂堂正正地步入婚姻的殿堂。然而，他总是推诿，总是搪塞，她忽然觉得他是那样的陌生，她不了解他，也看不懂、看不清他。孙绍策总是高高凌驾于她之上，有一种国王与臣民的落差，一种精神上的不平等。终于有一天意识到被欺骗的时候，母亲的内心波澜可想而知。孙绍策无情地践踏了她的真情，亵渎了她的做人准则。在令人窒息的漫漫长夜里，她从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从不肯承认莫须有的反革命罪行，坚强地带着伤痛，带着耻辱，日日翘望，苦苦等待，企盼最终会给她一份公正，然而波窜浪跌，风撕云裂，看不到点点光明，日趋衰弱的她就像一抹将要消失的晚霞，一束将要枯萎的残红，为了保持自己一份最后的尊严，纵身一跃大约是最好的归宿了。“史无前例”啊，拿捏了母亲的七寸!卡耐基说过“要研究人性的弱点”，只要是人，谁都有弱点。这种弱点就像蛇之七寸，我那可怜的母亲把女子的贞洁和尊严看得太重太重……　　多少年我无法面对母亲的离去，哪怕是暌隔三十四年的今天我仍不能释怀。我不想宽宥自己，也不想宽宥孙绍策，我要找他，我想在朗朗乾坤下剥掉他的麒麟皮。当年我追寻事实的足迹，想去了解孙绍策。　　史织淡淡地说：“孙绍策死了好几年啦!生肺癌。”　　“恶有恶报，走得早!”我冲口泄出愤怒。　　“啥人讲？他的追悼会我是没资格参加的，去的人多得不得了，许许多多人落眼泪。”史织冷冷地反驳。　　我愣愣地望着她，像望着一个陌生人。她笑笑，笑得那样怪异，也许这就是生活残酷的另一面。　　孙绍策何许人？孙绍策，浙江安吉人。比我母亲小六岁。他早年投身革命，新四军时期已是宣传干部，抗美援朝不幸成为二等残废的荣誉军人，子弹残留体内，依靠钢丝马甲支撑身躯。转业地方后不计名利，有口皆碑。顾咪咪主演的《红莲告状》参加了1959年上海市戏曲会演，获得好评。这是孙绍策推荐的题材，并亲自参与了创作，但执意不让添上自己的名字。他关心麾下的人和事，生活简朴，情系桑梓，不铺张，不摆谱，乐于助人，甚至会卷起裤腿帮普通干部搬运办公用品，也会未放下裤管就踏入锦江饭店参加会议，差一点被认为是误闯会场的老农。三年自然灾害，他把全部的转业费寄给故乡，使家乡父老无一人饿馁身亡；1958年领导努力沪剧团整风，自己差一点被划为右派，最后还是戴上了一顶右倾言论的帽子……一桩桩，一件件，越了解他，我越觉得仿佛人们在给一个英雄立传。即使是“*”中带头贴孙绍策大字报的顾咪咪，内心依然保存着一份对他的崇拜，听说他肺癌住院，想吃生煎馒头、油豆腐粉丝，居然破了不与往昔熟人来往的戒律，趁着工休拎了食物去探视。

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6)

至于那件暧昧的事，人们说得似是而非，“十年*”期间不实之事多着呢。那个一直紧跟孙绍策的努力沪剧团派团干部、党小组长金志耕，也在歉意之下回答得掷地有声：“不要相信别人的胡言乱语，孙部长是好人，否则官复原职后怎么还能升了半级呢？”　　我完全没有料到，孙绍策会有这么好的口碑。口碑与石碑不同，石碑可以凭着旨意乱凿一气，口碑却是民间版本，是活在人世间的精灵。　　莫非，我和我母亲对孙绍策有误解，有偏见？困惑与迷茫像丝线，千绕万绕，把我裹成了蚕蛹，我如何能咬破绵厚的外壳，飞出去寻找真实的答案？天哪 ，谁能助我？偌大的上海能以真情相告，并能使我信服的大约只有我那病榻上的父亲了。父亲在医院里，正被喉间创口的绿脓杆菌折磨着，每一天都过得十分艰难。最后一次探望父亲是和外子一起去的，他摸出一个小黑本子，翻开一页递给我，上面是歪斜不齐而又力求工整的两行字：“健康的老人皆大欢喜，痛苦的老年连累少年。”显然父亲已料定我的归期临近，以这两句千难万难挣扎着画下的字，表达对我们酷暑南下的歉意。心酸痛，泪盈眶，老父朝不保夕，我安能再给他添累？　　父亲以旁人难以察觉的转动，一星星地蹭近了我的身边，父女俩几乎鬓发相磨，他合着眼，鼻翼一鼓一鼓，仿佛是贪婪地捕捉我身上的汗味。我言语哽噎，试图喝口水润润枯涩的心灵，微微抬身，发现衣角被老父紧紧攥住，我的动作惊动了他，他猛睁双眼，因瘦削那眼睛显得特别大，亮亮地射出一种非人间的灼灼光彩，旋即，层层雾霭冲散了神光，携带着惊惧抓住了孤独无助的老人，如同当年苏州河的水黑黝黝黏稠稠，流向病室的地板，沾湿了我的双脚，淹没了我的膝盖，壅塞了我的胸腔，我听到了一句熟悉又陌生的声音：“阿波囡，我们三个一道回去！”　　久违了，亲切熟稔的乳名!一行泪珠应声而出，泪线再难掐断。我仿佛重又回到从前，那时我还是个孩子，父亲身穿运动衣，手抓网球拍，一身的汗一身的朝气…… 哪怕是1989年我回沪探望，父亲也已住在医院里，告别之时，父亲变戏法似的捧出一方火腿相赠，说是趁医生护士不备，偷偷换掉病号服去静安寺买的。这就是我的充满爱心的父亲，爱心中带有几分孩子式的顽皮。而眼前我的父亲只剩下芦苇般的轻脆，几处骨节岩角般突出的嶙峋……我还能说什么，还能问什么？但我的心底依然有一份渴望，渴望他能消我迷惑，洗却我母亲的冤屈。然而，我哪能再去打扰父亲最后的安宁。我没能开口，但我没想到这是我见到父亲最后的一面。1990年12月17日凌晨6时半，我接到惠儿电话，父亲因颈部动脉大出血于零点25分在华东医院去世。弟弟于17日抵沪，我作为父亲的长女，要去执掌遗产的分割。　　父亲的遗体告别平和而宁静，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孙滨出席了追悼会，主持者是他的学生上海沪剧院院长陈剑云。这里没有丁阿姨去世时的那份喧闹、火红和繁华。1989年父亲曾写下一首诗：“来去匆匆如一梦，生前无就平又庸，我若一旦别离时，草草收殓莫惊动。”1990年6月又在《我的遗嘱》中表示：“坚决不要烧香点烛，择地安葬，骨灰撒于黄浦江。”　　原来，父亲早就安排了自己的后事，第一不要“香烛”迷信，第二不与前妻“择地安葬”，第三不去革命公墓，不愿作为丁阿姨的家属附骥。死了，了了，随水而逝，随风而去……　　父亲遗嘱的那种大化境界让我的心酸楚不已，滋生出从未有过的对父亲的依恋，在灵柩缓缓推走的时刻，我忍不住裂帛似的呼号：“侬跟我回北京!”　　一只手牵动我的衣袂，一位似曾相识的老太太，把一只白色的赙金袋塞入了我的衣兜。猛然间我记起了她，在丁阿姨的追悼会上，也是她塞给我九十九元赙金后无言地离去。父亲说她是小阿婆干女儿豆芽阿毛。小阿婆去世后就一直没有来往。这次，我握住她的手腕拉她回华亭路吃了一碗豆腐饭。我原以为她的外号叫“豆芽阿毛”，询问之下，才知道她和小阿婆一样，本无名，登记户口时随意地在朱姓后添上了“阿毛”。两个阿毛结成了干母女，情似亲生。小阿婆去世整整二十九年，她和顾宅、丁宅没有往来，但仍然年年祭奠小阿婆，仍然参加干娘子媳的葬礼。尽管没有人通知她，尽管她是从报纸上获知噩耗，尽管在葬礼上她普通得如同一滴水，然而我无法不感动。望着这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奢望无要求的老太，我内心开启了一扇亮堂的窗户。最善良、最纯朴、生活在最底层的平民，拥有普泽众生的大爱……　　父亲走了，母亲的死因仍是我心灵的盲点。在我的再三叩问下，弟弟出示了长宁区委1972、1973、1978年的三次结论。其中：“顾月珍同志历史是清楚的，解放后积极演出现代戏，总的是好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生活上犯有错误是事实……”　　顾咪咪所言非虚。　　非常奇怪的是，当我证实了母亲曾被孙绍策玷污，我内心突然丧失了对孙绍策的复仇意识。他的妻子原本是护理过他的护士，后来神经失常，道义上他们不能离异。孙绍策独居于办公室，长年累月也会有男人的需求。据说孙绍策以前也有过类似的问题。孙绍策不是何慢伯伯，他一眼就认定母亲是个“简单的人”，利用了母亲的单纯和对党的报恩思想，在不经意间践踏了母亲心灵的芳草地。这是男子中心社会的悲剧。人无完人，金无足金，我父亲不也有过类似的寻欢作乐吗？差别在于父亲还承担一份永不推卸的责任和坦诚的勇敢。　　“你母亲看起来很柔弱，内心很坚强。”这是何慢伯伯说的，儒雅的何慢伯伯不会欺侮我母亲，会给我母亲一份真正的尊重与平等，然而却无缘在一起。我母亲这辈子曾收过许多学生，有像顾咪咪一样的相知，也有运动来时朝母亲抡巴掌的“革命者“，现实生活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我曾试图追随逝者的足迹一路寻去，然而有什么意义？死者已矣，荒唐年代的荒唐事我还能去怪罪谁呢？最后，我为母亲选择了长城脚下的“华人怀思堂”作为她的安息之地，那里有名动文坛的冰心、老舍等人的墓地。　　12月28日清晨，我们包租的运输船缓缓行驶，雾锁淞江苍茫一片。船舱内回荡起沪剧院同仁演唱的解派唱段，弟弟将红布包解开，打开了骨灰盒盖子，我的手猛地一颤：骨灰并不是寒灰，而是细碎的石膏状块，硬硬的冷冷的，白灰灰的有一份质的沉重。　　我抓起一把撒向大海，海浪很快就接纳了我的父亲，浪一涌就瞬间消失。一把又一把地撒下，泪水一次又一次模糊我的视线，心儿像被虫儿蛀空了似的虚无，有好多双手在我眼前晃动，江水滔滔，依稀记起一则传说：公元313年，印度洋漂来两尊绢丝般光润的石佛，轰动了荒凉的渔村。奇迹代代相传，梁简文帝作《浮海石像碑记》，敦煌莫高窟就留存西晋吴淞江石佛浮江的壁画。那壁画成了上海历史的一部分。

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7)

一个没有传奇的城市，再大也只能是大城市，不可能成为大都会。大上海每天都承载传奇，一百年二百年有谁说得清有多少个？帝国主义的乐园，冒险家的乐土，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是酝酿传奇的年代，我的父亲、母亲和阿姨都融入其间，成为上海滩传奇的一部分。海船还在慢慢行驶，船舷下的水急急地流淌，和着这起伏的水的节拍飘出我父亲黄钟大吕般的唱腔，那是《芦荡火种》中他饰演陈天民时在“开方”一折的一段唱：“壶中悬日月，笔下传奇方，赛华佗家住常熟迎春堂。三代祖传名儿扬，风痨痼疾疑难杂症，妙手回春指日可望。”　　天边闪亮起一坨朝霞，它是海的尽头，是波涛的镶边，有谁在问“要不要留一点”？不要不要，父亲不要和任何人合茔!父亲要回归大海。弟弟手一松，江风将他手中最后的红绸一并带走了，我的父亲走了，永远地走了……

尾声 荏苒盈虚育古今

清明上坟的时候，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是那样喧闹，我的丁是娥阿姨和打下江山的英雄一起长眠于那里，上海的亲人每年都去祭奠；我父亲呢，魂追大江而去；我那可怜的母亲安葬在她曾经神往的首都。那个曾经是很亲切很有记忆的时代就这么一晃而过了，那些曾经追求的荣誉、曾经历经的苦难，还有那么多的是是非非皆已成为过眼烟云，爱么，恨么？以至于重新想起来也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变得模糊，如果以今天的眼去看昨天的事甚至会有恍若隔世的感觉。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都走了，但依然是妈妈一个“家”，爸爸一个“家”，阿姨另一个“家”，他们仨魂各一方……　　《沪剧志》和《新编沪剧小戏考》里有他们的名字，大街上的光碟商店里，还能找到我丁阿姨的演唱专辑，曾经辉煌的他们渐渐沉寂。漫步南京路福建路一带，曾记得旧上海和他们有过“亲密接触”的大大小小的戏院和茶楼书场少说也有二三十家，而今浅浅地作一番盘点，仅能找到戏院三两家……　　我们家的莉莉早已退休，星儿依然飘泊在澳洲，惠儿正面临事业单位的改制，小海仍在国营企业奋斗；我的珊珊姐呢，独子娶了洋媳妇，年年月月等到的只有电话，在繁华的大上海形孤影单，还有我爸爸、妈妈和阿姨的那么多弟子呢，天各一方，从事着各自该做的事。今天的大街上到处飘着染出来的金发红发和黄毛，一拨又一拨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了，他们从电视剧里理解旧上海的故事，连我也坐在家里，时不时地与电视、VCD及DVD结缘，只有在祭奠的时候，才放一段沪剧，让父亲金属般的嗓门亮起来，让母亲温宛的唱腔陪伴我，我也听阿姨的，我佩服我的丁阿姨，作为一个女人，能把自身的生命潜力挥洒得淋漓尽致，绝非凡人俗辈；我父母的生存活力和苦斗，也使吾辈难望其项背。　　长期以来，我的偏见，我的幼稚和疏忽，给他们平添了许多烦恼和伤痛。大梦初觉，他们和我天人永隔，我连一声“对不起”都无处诉说……　　思前想后，依稀觉得莫非人之初清亮之目光，极易受阻于五彩缤纷的花花世界。历史像一部循环往复、陈陈相因又代代出新的大戏；现实世界变幻莫测又一脉相承，每代人、每个人各有自己的迷惘和顿悟，而今我只需捧出我的痛，那像弹片一样深嵌于心房中的往事……　　当我为了搜集资料走进天平路上海沪剧院院部的时候，美丽的小院安安静静，剧团的小金书记说，“上沪”已归属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下一步将面临改制，这让我想起母亲为之奋斗一生的三大目标：入党、进“国营”和演戏给毛主席看……　　当初改制，为了改进国营去，今天改制是为了改变国有体制，此一时彼一时也，都一样是为了发展。戏曲从属于上个世纪的主要娱乐方式，市民通过戏曲认识社会，认知人生，并松松紧紧地与政治相连；而这个世纪却从属于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拉近了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距离，也拉近了与作为一个社会人生存的基本渴求。华亭路依稀还是旧时光景，丁阿姨小楼外墙上的爬山虎仿佛感知了春天的气息，正一层一层地泛出新绿，在薄薄的夕阳里被和风吹得一闪一闪，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个高高大大的外籍女士，惠儿说她认领了一个孤儿，刚刚办妥手续。我去时她正忙于搬家：要去北京发展了!　　从前华亭路是好地方，现在更是好地段，因而也许还会再搬进一个洋人……

后记

这本书几乎夭折，这本书几乎使我魂归离恨天。这不是夸大之词，而是事实。　　写书之念，始于1982年。那时，我去上海探亲，看到丁阿姨的书稿迟迟不能结尾，就帮她完成余下的章节，这就是那本《展开艺术想象的翅膀》，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时，我萌生了一个念头，也为我屈死的母亲写一本书。恰好，大学同窗正在策划一套《中国现代戏剧电影艺术家传》，约我写写自己的父母，于是我开始了采访和搜集素材。不久，两篇稿件完成，获得了同窗的肯定和赞许，我就想把文章扩充成书。与出版社联系，得到的答复是：每个剧种只出一个代表人物的传记。我的愿望受到了挫折。1988年，丁是娥阿姨遽然谢世，报章上铺天盖地的追念文章，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丁阿姨？我自己是不是了解丁阿姨？因为我的内心一直拒绝她，而报章上却对她好评如潮。巨大的反差促使我去追寻丁阿姨的人生轨迹。我渐渐发现，我父亲、母亲和阿姨之间，居然有那么多使我怦然心动的故事。我生活在北京，他们的生活圈子局限于江南，搜集事实真相的工作极其艰难。我利用一切机会，采访了许许多多的人，几乎花了近十载光阴，渐渐理清了线索，希望通过他们三个人的身世来讲述沪剧发展史。数度春秋消磨，第一稿终归失败，我悟出自己无力驾驭一部史稿，决心重起炉灶，只写三个人物的命运和遭遇。因为是业余写作，拖拉数载，完成了第二稿。满心想在退休以后，来精雕细刻第三稿。谁知道，我仅完成了从楔子到第八章就颓然病倒。夜不成寐，日复一日，蚕食了我的精力和体力。我几乎觉得十数载的辛劳将付诸东流。浙江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汪逸芳，也是我的好友，慨然允诺，为我完成余下的第三稿。因此，这本书是我们两人合作的成果，也是我们两人共同的心血结晶。私忖度，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里，这样的援手襄助，会不会是当代出版史上的一支绝唱？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许多人的帮助，首先，我要感谢冰心老人生前为本书题写书名。记得那是1991年8月15日，虽然立秋已过，北京仍溽暑难耐，我去冰心老人的家，她坐在书桌前，我奉上一本自己刚出版的《叶浅予传》，她说谢谢，她和画家不熟，但愿意看一看，我向她叙说下部书的打算，请她题写书名，什么时候等姥姥精神好时再题。她说现在就可以写，按铃后进来了一位陈姑姑。冰心老人要她拿纸题字，老人的字越写越小，老人说不好不好，再写再写。陈姑姑拿出一张较长的宣纸，我一字一字地念，老人一字一字地边写边重复，写到后面，我就喊大些再大些，于是就占了宣纸的一半。我说谢谢。老人连说不用谢不用谢。当时冰心老已经91岁高龄，手不抖，眼不花，片刻就写完了“爸爸妈妈和阿姨”这个书名，并且认真地落款盖印。这真是我最大的荣幸。　　我还要感谢我的老伴程裕祯，是他把我零乱的草稿打印成清晰的文字，是他陪伴我、鼓励我与病魔作斗争；我要感谢年逾古稀的袁鹰同志，他自始至终关心着本书的写作，并为本书慨然作序；此外，我要感谢所有为我提供素材的人们，这里有我所尊敬的何慢伯伯，夏福麟伯伯，筱谷声叔叔，有年长的孔嘉宾伯伯，乔韦弦阿姨，白沉伯伯，有我的舅妈和她的儿子，有我的弟妹，还有我母亲众多的学生，甚至还有沪剧老前辈筱文滨先生和人称“沪剧娘舅”的*材先生，还有当年区委的派团干部金志耕阿哥。我还从蓝流先生处看到了冯春尼整理的《沪剧笔记》，从上海沪剧院的档案室看到了杨美梅等人的回忆文章……特别是我父亲和丁阿姨的学生陈剑云阿哥及其夫人马佩华阿嫂，我与他们多次促膝长谈，他们倾情地对我叙说往事，甚至退休以后还帮我和上海沪剧院联系，去寻找有关的资料和照片。这里我也要感谢上海沪剧院党政领导的热情接待，特别应该一提的是，本书中有一些照片和资料由沪剧院和《上海沪剧志》提供，没有这些帮助，我很难完成此书。我不知道，我的这种努力，是否理清了他们三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是否捕捉到他们的心灵轨迹，我只是想把他们曾经有过的爱恨喜怒展现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曾经有过那样一种岁月，曾经有过那样一些人物，发现人活着是多么不容易。人生最难堪的是自己和自己作战。若是自己战胜了自己，你就是一个强者；若败下阵来，只能徒然换取友朋的叹息。　　解 波　　2004年4月于北京金台路

戏曲小知识

本滩改名申曲：1914年，进入上海市区的本滩第二代艺人施兰亭、邵文滨等发起组织民间艺人团体“振新集”，主张进行改良，遂把本滩改名为申曲。　　申曲改名沪剧：1940年6月，大公医院院长顾耕眉寿诞，新光电影院经理夏连良借祝寿网罗十位申曲过房儿女，组织上海沪剧社，于1941年1月9日公演《魂断蓝桥》，从此申曲易名沪剧。　　沪剧由滩簧、申曲发展而来，初以说唱形式流传于民间，上世纪初走入书场茶楼，30年代后迅速发展，内承传统，外借好莱坞电影的都市外壳，信奉拿来主义，成功地改编好莱坞电影，以及把社会新闻编成沪剧上演，成为上海市民最喜欢的土生土长的“西装旗袍戏” 。　　沪剧曲调可概括为四大类：长腔类、簧腔类、缀腔类和小调类。　　长腔类：分中板、慢中板、慢板、紧板等十种，其中赋子板最见实力，唱词容量大，少则十几句，多则百余句，一气呵成，往往用于大段叙述。　　簧腔类：吸取了苏滩中的部分唱腔，与本剧的长腔类融合一起，成为沪剧的第二基本调 。有〔阴阳血〕、〔反阴阳〕、〔绣腔〕等五种，以〔反阴阳〕为代表，柔美纤细，舒展深沉，通常表现哀怨、悲痛、愤慨和怀念等情绪。　　缀腔类：指插句性质的辅助唱腔。　　小调类：多数来自江南民歌，节奏轻快，质朴委宛，富有浓郁的泥土气息。如：〔过关调〕、〔寄生草〕、〔月月红〕、〔夜夜游〕 等 。　　祭台：焚香点烛，用猪头三牲和扭断活鸡头颈的鲜血洒在戏台周围，表示扫除一切邪腐，大吉大利。　　暖台：农历腊月二十四左右，在衣箱上贴上封条停止演出，叫封箱。除夕夜开箱演出叫暖台。　　腰台：戏演到一半，休息几分钟叫腰台。　　老郎：旧时代沪剧界将“老郎菩萨”和“老郎神”视为祖师。每到一地演出，在后台张贴用大红笔书写的“翼宿星君神位”，焚香点烛磕头礼拜，祈求保佑。　　前台老板：即剧场老板。　　后台老板：亦称“当轴”，即领班，戏班主、当局老板。　　茶会：旧社会同行聚集的地方。在此介绍业务、交流经验和处理纠纷。地址在上海八仙桥“日日得意楼”，时间为每天上午。　　放汤：戏演到快结束时放观众入场看白戏。　　前拆后包：前拆指戏院老板与剧团的拆账，一般为三七开。后包指剧团老板与演员的关系，通常是固定的包薪制。但明星演员有底薪加包银，如底薪有1000元的，包银有按20张戏票的，也有35张戏票的。　　双包银：双份包银。　　发放后期票板：预定戏票。　　沪剧票价：1948年6月，一张沪剧票1800元等于六个大饼钱；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限定沪剧票价每张3角3分，11月5日改革结束，调为每张1元5角。21世纪由明星主演的沪剧票价最高为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