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礼物《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全本

第14章 万紫千红总是春(6)

文化局说好。华东局文联主席、宣传部长夏衍在文化局干部的簇拥下走上舞台，握住顾月珍的手，连声说：“不容易不容易，演出了共产党员的英勇气概。”“努力”的同仁挤满了舞台，夏衍环视人群，扬声高言：“戏曲反映这样的英雄人物，是首创，是第一个！”　　之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荣誉纷至沓来。文化局组织戏曲界观摩专场，名旦名生济济一堂，专家给予肯定与褒奖，报章腾版面推荐《赵一曼》。也许，奇兵突起也是一种魅力。看惯了油盐酱醋茶的沪剧迷也一睹顾月珍演英雄的风采。新光剧场门庭若市，座无虚席。一日，当演至赵一曼就义，舞台灯光骤暗，一束追光照射着赵一曼慨然赴刑，哗啦啦，寂静的观众席上爆出清脆的座板碰击声，只见一排解放军战士肃然起立，脱下军帽举起右手，端端正正地向台上的赵一曼致军礼。这样的演出效果让顾月珍由衷感动。　　病魔的利爪再一次伸向我的母亲。持久的低烧，间歇的咳嗽，全仗每天演出结束后注射盘尼西林。顾月珍又一次昏厥于舞台上，送医院急救。两日后，顾月珍重又出现在舞台上。不久，再一次昏厥，只能住进医院了。刘厚生代表文化局去探视，温言慰抚：“身体也是革命的本钱，好些再去演出。身体不是你自己的，是党和人民的，你也是党的宝。”　　“你也是党的宝”，言真意切，顾月珍感激涕零，第二日抱病复登舞台。　　这哪是演戏？分明是在搏命！顾月珍能撑持多久呢？　　特大喜讯翩翩而至，1954年春节，努力沪剧团的《赵一曼》代表上海市人民慰问华东地区人民解放军。为此夏衍亲自修改了剧本的后半场，从被捕到牺牲，使之更集中更精练，也更出色。一时间，众望所归，众目所瞩，民间剧团努力沪剧团的名字就意味着革命、前进和猎猎飘扬的红旗。　　渴望荣誉是人性最深刻的冲动。荣誉和自豪感熏醉了努力沪剧团。顾月珍容光焕发，神清气爽，喜泪涨满了眼眶。她设家宴款待何慢，作陪的是孔嘉宾，他亲眼目睹了医不能撑、药不能助，情动之下身体衰损的顾月珍为表谢意，喝下一盅黄酒。　　此后我母亲的心愿有三：一、入党；二、变民营为国营；三、晋京见毛主席。　　母亲，你累不累啊？以如此病躯肩负起如此沉重的精神重负，那步履还能稳当么？当我潜心梳理母亲的故事之时，我在敬佩之余，我的心深深地疼痛。　　母亲，你可知道我为何而痛？

第15章 飞鸟不知陵谷变(1)

轻轻的，一场政治风暴过去了；轻轻的，一场巨大的内心风暴结束了。　　1957年无论再怎么刻骨铭心，从历史的长河看也只是一个瞬间。只是，哪怕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哪怕此时的丁是娥已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回想起来依然让人心有余悸后怕无穷，眼一闭，腥风血雨还历历在目。好了好了，终于过去了，日历已翻到1958年的冬天。在阳光明媚的一个冬日，丁是娥作为中国*同盟上海市的代表，去北京参加中国*同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她长长地舒出一口气，登上了北去的列车，正往软卧车厢走去。　　解放初期，沪剧界参加民盟的演员很多，顾月珍也是最早的盟员之一，这一次与丁是娥一样，作为民盟上海市委的代表去出席北京的大会，因此都在同一节车厢里。顾月珍找到自己的软卧铺位，放下行李，安安静静地坐着合目小憩。正猜想对面一位是谁的时候，听见小门轻轻推移了一下：喔，来客了。　　她微微睁开两眼，唇角噙着一朵微笑以欢迎来者。倏忽之间，微笑遭遇了霜冻：丁是娥？　　门口，提着行李的丁是娥也猛地怔忡，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竟不知如何举步。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或许她们俩算不得仇人，但也一定可以算作是情敌。真是冤家路窄。两个人都入了民盟，又在同一年入党，居然还一起成为民盟上海市的代表。同车也就罢了，怎么还同一个包厢面对面？ 1951年戏院后台的对峙仿佛发生在昨天。顾月珍自然是扭转了头，惹得领座的列车员也很惊讶：“不认得？”　　“认得，认得，哪能不认得，她是顾月珍同志。”丁是娥是如何伶俐之人，一闪之间她就找准了位置，给自己找到了“认识”的理由。经历了1957年的洗礼之后，再大的事她丁是娥也都会坦然面对了。个人恩怨算得什么？不就是为一个过了气的解洪元么？还给你吧，只不过经法律认可的夫妻关系不是一件物品，想还就能还。　　列车员用崇敬的眼光望着她俩，说自己母亲最爱沪剧了，最爱看顾老师和丁老师的戏。她一边替丁是娥放置行李，一边又张罗倒茶，泉水丁东似的自顾自倾诉。不过也多亏有了这个叽叽呱呱的小姑娘，否则两下里尴尬不知如何是好。　　顾月珍此时已是一名*党员。党员要有胸怀，要有肚量，但不知为什么，只要见着丁是娥，她就像喉间梗着一只苍蝇，只觉得恶心。令她想不明白的是，共产党怎么会让丁是娥入党？大鸣大放时丁是娥放炮的文章上了报，“反右”时听说她要被划成右派了，当时还有点同情她，如果她真的被划成右派，那解洪元的日子就真正难过了。奇怪的是，“反右”结束时，丁是娥非但不是右派而且还很快入了党，跟自己一样成为沪剧名演员中第一批被发展的*员。这就是丁是娥有旁人不及的本事了。顾月珍从心底里鄙视她，旧社会出卖色相，新社会抢人家老公，唱戏做人争出风头，处处想拔头筹，做人从没有自己的原则，充其量不过是一只借风的风筝，凭借风力，哪怕是飞到天边去依然算不得自己的本事。真的，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热爱新社会是假的，你拥护共产党也是假的，你肚子里有几根花花肠子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清楚？顾月珍就这样想着，爱理不理的样子，闭她的目养她的神。　　好在先后进来了别的同志，冲淡了两人的僵持气氛。从上海到北京旅途要二三十个小时，不过，顾月珍是不怕的，我不要看你就不要看，谁来都没办法劝。她们的芥蒂是公开的，但却偏偏排座把她俩排在了一起。民盟上海市委这个好心婆婆总希望冤家宜解不宜结，同一剧种的名演员低头不见抬头见，难道是希望她们通过这次北上而捐弃前嫌么？但是，顾、丁之间的陈年疙瘩能解开吗？　　车厢里的关系微妙起来。有外人进来时，她俩有说有笑；外人走开剩下她俩，就谁也不理谁。初起丁是娥还没话找话说几句，但顾月珍没一点诚意，一只碗也就丁当响不起来了。只要单独在一起，丁是娥就有点害怕顾月珍的眼光，那一副不屑为伍的样子实在伤人太甚。演艺界啊演艺界，就怕这种知根知底的藐视。好在顾月珍这样的对头只有一个，下了车就好了。丁是娥如此想定，也就释然了。毕竟只是一趟旅途么。　　北京是首都，但在50年代还是毛主席的代名词，就像歌里唱的“北京有个金太阳”。如果说见毛主席可以成为人生的目标，那么丁是娥的目标早就实现了。而顾月珍才是生平第一次去北京。顾月珍毕生的三大愿望眼看就要成为现实了：党，入了；国营也快了，努力沪剧团划归长宁区，由区宣传部副部长孙绍策率工作组下来负责整改，改完就变国营了。最后一项愿望是上京演戏给毛主席看，她相信，只要她努力，一定会有这一天。　　半个多世纪之后再来看我母亲的心愿，让我想起她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孙绍策的话：你母亲是个简单的人。这话可以看作是表扬也可以当作是批评。因为“简单”的人单纯，也就是铁着心一条道走到底，哪怕是撞了南墙也不晓得拐个弯；“简单”的人让人不设防，让人一眼看到底；自然对付这样“简单”的人，也用不着花大心思。她的三个心愿成了她的生活目标，一心一意百折不挠，真心诚意地向着救星红太阳，一心一意地想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从2004年的角度再来看母亲的心愿显得有点可爱可怜，说出来也许让今天的年轻人觉得不可理喻。顾月珍心地善良，思想单纯，虽然从心底里不要看丁是娥，但连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总是要把丁是娥拉出来攀比？有时候连自己都怀疑：一边是不耻于丁的为人，一边又不自觉地把丁得到的东西当作自己生活的目标：丁是娥，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而且早在1952年已经演戏演进了中南海；自己呢，还仅仅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文化艺术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民盟上海市委候补委员……不过，母亲还是幸福的，毕竟她拥抱理想。　　到北京了。按理顾月珍的愿望也可以算完成了，这里毕竟是领袖住的地方。车过天安门的时候，远远地瞻仰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像，她会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会在心里与毛主席默默对话，有时候顾月珍的单纯与孩童没什么两样。上海代表下榻在和平宾馆。进了店，每个人都拿到了自己的房号。顾月珍跟着服务员往楼上走，当她在自己的房间门口停下时，惊讶得瞪大了两眼，房门上贴着并排的两个名字：　　丁是娥　　顾月珍

第15章 飞鸟不知陵谷变(2)

冤家再一次相遇！为什么？须臾间，房门开启，丁是娥阿姨倚门站立，满脸是笑：“请进来，请进来。”丁阿姨换上了鹅黄色的羊毛衫，下面是藏青色西裤，显得干净利索，生气勃勃。一阵忙乱之后重归寂静。顾月珍慢条斯理地脱掉大衣挂入衣橱，还没想好如何应对，丁是娥却落落大方、谦和有礼地打破了沉默：“顾月珍同志，侬去擦 一把脸吧。”　　顾月珍像避难似的走进了盥洗室，等她洗完脸出来，发现丁是娥早没了影子，大概是串门访友去了。最初的两天里她俩和平共处，开口时必带“同志”二字。50年代“同志”二字是尊称，但在这两位曾经是舞台姐妹、后是情场敌手、又是艺界对头的旧艺伶、*员之间，分明是一种矜持的客套，这样的称呼表明谁也不愿意回到旧有的历史去，刻意地维持着新社会的礼数。　　第三天的夜晚，我母亲顾月珍洗漱完毕，早早地钻入了被窝，半靠着床背翻看报纸。丁是娥洗完也窝进了被子。一般地说，南方人去北方总是觉得冬天是暖和的，天寒地冻只是冻在外面，房间里暖和得只需穿一件羊毛衫。如果人与人的关系也这样暖融融的该多好啊，但这是不可能的。顾月珍陷入了自己的遐思。忽然似有幻听：　　“阿月珍。”　　“阿月珍”是顾月珍的妮称，上海话里的“阿”表示亲昵，从前同台演出时是这样称呼的。我母亲下意识地抬起头，发现是丁是娥的嘴巴在动。熟稔而又陌生的称呼像一支箭，射中了我母亲的手背，一惊一晃，手中的报纸跌落了，她侧脸转睛，对面的丁是娥两只眼睛如两盏探照灯，明晃晃地射了过来，顾月珍闪避目光，垂首无语，静听下文。　　沉默是一种默许，一种鼓励，只见丁是娥柔柔地如同叹苦经似的说：“阿月珍，这只浮尸老毛病不改，又出问题了。”　　“浮尸”指我父亲解洪元，是上海人的骂人话。原来，丁弟潘海根长期与丁是娥生活在一起，沪剧的耳濡目染，使他爱上了二胡，而且还拉得不错。在“人沪”招考的时候报了名，但丁是娥却觉得这碗从艺饭不是人人都能吃，弟妹们只见她出名吃馒头，不见她蜕了几层皮才挣得今天，她曾发誓不让潘家的后代与“艺”字相染。丁阿姨不让她弟弟从艺，也不让她的养女潘莉莉学戏。在这一点上就是我母亲也这样，虽然她自己视艺术为生命，但如果我们姐弟哪天也想一试身手，也必然会遭到她的严词拒绝。刚解放时，她带着珊珊一起去香港演出，短短一月间，顾月珍对乌烟瘴气的香港社会深恶痛绝，珊珊却因为在一次晚宴上一亮嗓子获得掌声而想留在香港当歌手，我母亲坚决不允并很快打道回府。这良苦用心珊珊并不领情。同样，丁阿姨的弟弟也不领情，一气之下，自己找了个事做，不常回家。潘家姑妈的儿媳姚灿因寡居来到丁宅帮忙料理家务。 1953年丁是娥去南京演出，孤男寡女地住在一个屋顶下便有了隐情，不多久，姚灿腹部隆起，转年生下了一个女孩，当时丁是娥怒不可遏地把姚灿送到浦东小阿婆的养女徐云芳家，答应三年后再把那个小女孩接回去。　　这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妹夫与表嫂私通的丑闻，顾月珍听到过。解洪元是热昏了头，自然也让丁是娥蒙受羞辱。新社会实行新的户籍制，每个新生儿都有他的合法爹娘，表嫂生的女儿爹爹却是妹夫，这个乱了套的女儿算谁的？报报户口都成问题。从此以后，解洪元在丁家再也抬不起头。也许在赴朝慰问演出前，丁是娥觉得解洪元是个宝，可以作为女人的终身依靠，可自从文化局派来陈荣兰而后任命为副团长，不久又兼任党支部书记，解洪元就一步步后退，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徒有虚名的艺委会副主任了。有了丑闻，解洪元更无颜做人。他无权一身轻，拿工资吃饭，唱唱配角。丁是娥也跟着少了许多光彩。那种日子怎么过得好？丁是娥认为，解洪元旧社会秉性难移，花心不改，吃喝玩乐白相相，是一个地道的胸无大志的男人。　　丁是娥觉得自己的命与阿月珍一样苦啊，她们同是解洪元的受害者。解洪元见异思迁，*不羁，苦果都让两个女人尝。自强也罢柔弱也罢，在男人面前女人都是弱者，想到伤心处，丁是娥稀里哗啦声泪俱下。　　久久，丁是娥言尽泪干，见房间里静悄悄的，顾月珍像是老僧入定不言不语，纹丝不动。丁是娥怯怯地催促：“阿月珍，侬讲呢？”　　顾月珍似乎跌入了时间隧道，重又回到了过去，丁是娥的催问，问出了她的自言自语：“那时候，他事情多，我身体不好，对他照顾不周，把他推远了……”　　答非所问，言词含糊，丁是娥错以为她发病呓语，掀被下床，坐到顾月珍床上，轻轻拍拍对方瘦削的肩胛，问：“阿月珍，侬哪能啦？”　　顾月珍抬起眼，定定地望着丁是娥，徐徐地清晰地重复了一遍，声音里有痛楚，有内疚，也有自责。　　丁是娥听懂了，呼啦一声，起身后退，绊在床脚上踉跄几步，跌倒在地毯上。那幽幽的声音，弹跳着，向她扑来，将她包裹，化作千丝万缕的长丝，飘绕飞舞，把一个生龙活虎的她缠成了一只茧。丁阿姨怎么也弄不懂，这个谜一样的女人不为自己的诉说所动，却庇护那个昔日将她遗弃的男人。　　丁是娥读不懂顾月珍，顾月珍是与她完全不一样的另一类人。　　这个单纯的女人怎么不被社会改造呢？她丁是娥可是彻底改变了，“反右”的往事历历在目。　　1956年，浙江昆剧团的《十五贯》救活了一个剧种，轰动了全国。1957年4月24日，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旨在破除清规戒律，挖掘传统剧目。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指出，现在仍有许多干部怕“放”。他认为，怕坏戏多起来，怕艺人闹乱子，怕不好做工作，怕群众受害，这“四怕”是多余的；他要求大家放！放！放！扫除“四怕”。同月，党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表示了共产党听取意见、改进作风的诚意；5月，文化部开禁了《探阴山》、《杀子报》、《大劈棺》等二十六部剧目，昭示共产党坚信自身的力量。为贯彻毛主席的“双百”方针，*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长篇阐述，刊于1956年6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就像是一夜春风吹酥了冻土，剧目开放引出万紫千红。当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发出“翻箱底”的号召后，邵滨孙和石筱英把一只装满旧唱本的麻袋驮进了团部，掼在了副团长陈荣兰面前，开始整理旧戏本。同年9月，上海人民沪剧团推出清装戏《杨乃武与小白菜》，首演就爆满了人民大舞台两千余个座位，前后达半月之久。周扬来上海观看了《杨》剧，在锦江饭店会见了沪上名角，席间对丁是娥和石筱英说：“杨乃武是出好戏啊。”

第15章 飞鸟不知陵谷变(3)

解放后强调政治第一，对原有的演艺市场有所冲击，相对地说政治性较强的戏艺术性总是相对弱一些，久而久之人们对新戏没了热情，演出市场不景气也在情理之中。陈荣兰主持“人沪”，每每大幕拉起，台下观众稀稀落落，圈内戏称为“吃条头糕”，票房率低成了最大的问题，而《杨》剧却能一枝独秀，激活观众，陈荣兰对邵滨孙和石筱英刮目相看。也许，女人最不易掩饰自己的情感，演出间隙里石筱英情不自禁地叼起一支香烟，陶陶然跷起二郎腿。一串清烟传递了旁若无人的得意。有人说：这副老板娘的样子太难看了。可惜淹没在全团上下一口一个“石大姐”的亲昵称呼里。自然，在一片对《杨》剧的叫好声中，最难受的是丁是娥。在她的心里，“头筹”给石筱英拔了去。她试着演了几出传统戏，却没有什么反应，不得已向解洪元讨教。　　丁、解之间曾因一个姚灿闹得合家不欢，夫妇一直处于不冷不热不尴不尬之中。后来丁是娥耐不住平庸的处境，开始与陈荣兰副团长热络起来，脚步殷勤，磨平了陈家的门槛，由于两家相距不远，偶尔也会盛情邀请陈的全家过来做客。通常这样的时候，解洪元会一走了之。他不要看这个二十出头的共产党人，自从这个女人进了剧团，他就大权旁落。陈荣兰本是文工团员，派驻人民沪剧团的时候，已经军龄九年，党龄八年，独断专行很有一套。她来了以后，解洪元已退到了一般演员的位置。单位里都不要看的人，更不想在家里看到这张脸，所以宁可到摊头小店去扒两口饭菜。为人倔傲如此，很不给丁阿姨面子。　　要想与石、邵对擂，就一定得请出解洪元。我不清楚丁阿姨是如何激出这个闲散之人的好胜心的，只知道他们夫妇夜谈之后解洪元甩出一句话：“翻箱底轮不着石筱英。”正在这时，上海戏曲界成立了以周信芳、袁雪芬、刘厚生为首的传统剧目整理委员会，解洪元出任沪剧分会主任，副主任中也有丁是娥。风云际会，珠联璧合，申曲老艺人与沪剧名角联袂推出了沪剧传统剧目的第一次观摩演出，其声势之盛、观众之多、收入之丰，给土生土长的沪剧抹上了浓浓的喜庆色彩。　　解洪元活过来了，又变得生龙活虎。1957年初，解以主任身份总结了第一次观摩演出情况，稍后又主持联欢会，扮演了成功的组织者。当他把特制的搪瓷纪念杯分发给众人的时候，人们争相和解主任干杯庆贺，他也似乎找回了那种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自信。酒酣耳热，掌声暖心，渐渐地驱赶了几年来盘旋于他额头的阴霾，也给丁宅门楣添上一抹荣耀。　　整风开始了，共产党欢迎鸣放。1957年4月30日，上海市委邀请戏曲、音乐、舞蹈、美术等各界代表座谈。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临会场，鼓励与会者抛弃各色各样的“紧箍咒”。周信芳、尹桂芳、丹尼、乔奇等相继发言，丁是娥阿姨也是代表，自然也得说。她和其他名宿的发言摘要刊于1957年5月1日的《解放日报》上，标题十分醒目：《抛弃紧箍咒，放出百花来》。丁阿姨的文章题目为《沪剧是上海土生土长的，却不大受到各方面重视》。　　文章说：“……各地对剧种的培养都有一两个重点。我们沪剧是上海土生土长的，上海领导不重点培养，要啥地方培养我们？……现在领导上号召‘百花齐放’，可是我们团长在说，我们是国营剧团，要我们不要忘掉紧箍咒，只放了一只《杨乃武与小白菜》。（柯庆施插话：把紧箍咒扔到茅坑里去！）　　“我们剧团有150人，机构庞大，真正能演戏的只有27人，我们希望增加的演员一直没有增加，而人事干部、职员……倒是一个个地添进来，增加我们的开支。我们的副团长最近在家生孩子，新来的副团长不熟悉业务，希望文化局加强领导。我们的编导是文工团调来的，本来演话剧，不懂沪剧，导演起来就叫你唱一遍再唱一遍，唱得精疲力竭。”（柯庆施插话：这是牛头不对马嘴，害了人家，自己也虚度光阴。）　　丁是娥发言的时候图个嘴上痛快，发表出来看看似乎也没大问题。若以今日眼光来看，倒显得合乎情理，还可以看出几分政治上不成熟的率真。只是文章一发表，丁阿姨想逃避也不成了，白纸黑字刺伤的是一颗颗自尊的心。她所点到的均是新文艺工作者，是国家干部，是党的领导，而她丁是娥却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艺伶。　　冷冷的脸色，愤愤的反讽，压榨出丁是娥深深的悔意，后悔出言不慎，后果难测。她慌慌去找新来的副团长解释，副团长淡淡地说：“座谈会就是要你们提意见，你就提意见嘛。”冠冕堂皇，公事公办，言词后背直透一股寒气。她想找陈荣兰，陈正在坐月子，不宜贸然上门。　　云遮雾障，乱花迷眼，丁是娥再聪明，也猜不透这座城市将要发生什么，全国将要发生什么，《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将会带来什么。不安和期待交织在一起，忧虑与希望缠绕在一块。作为一名率先的鸣放者会被加倍关注，那些从平地里冒出来的大字报，半空里飘荡的闲言碎语让丁是娥日夜难宁。　　丁是娥预感风雨欲来，从心里觉得害怕。熟悉丁阿姨的人说，本来爽脆的丁是娥这时说话有点破碎，神情犹疑，闪闪烁烁欲言又止。到了5月中旬，文化局局长徐平羽召*议，会前找丁是娥单独谈话。丁是娥潸然泪下，诉说困惑，局长要她不要紧张，把自己的正确想法向团内群众谈谈。局长的关心和支持无疑是一支强心针。这时鸣放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形势日趋明朗。5月20日文化局副局长陈虞孙作整风动员，倡导艺人治团。几天后，又在文化俱乐部召集丁是娥、解洪元、邵滨孙、石筱英和筱爱琴谈话，要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说他们是沪剧发展的依靠。同时，文化局管理科科长、人民沪剧团的兼职团长流泽专程造访丁宅，开诚布公地告知文化局有意让解洪元立即出任副团长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上海市委和文化局支持艺人治团，支持艺人鸣放，支持艺人反对党支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领得了“尚方宝剑”，老艺人的顾虑烟消云散，丁是娥直抒胸臆，指责党支部*。　　邵滨孙吐出苦水：艺委会有职无权，这样下去，我这个艺委会主任情愿不当。　　石筱英牢骚满腹，她接受不了从闺门旦转老旦的事实，也很难接受取消名伶霓虹灯广告的做法。疾言：我伲还不及一只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都有霓虹灯广告。　　解洪元生性不喜张扬，错以为会东山再起，积极在名角和编剧之间串联，探讨改善剧团制度条例。　　人民沪剧团由两团合并而成，党的干部和新文艺工作者微之又微。上下之间，新旧之分，难免会摩擦生火。鸣放犹如鼓风机，扇旺了火苗，到处都是闪闪烁烁的眼睛，嘁嘁嚓嚓的私议，忙忙乱乱的脚步，礼堂里大字报多起来了，火舌深深浅浅地向副团长兼党支部书记陈荣兰舔去，舔出了一个独断专行、盲目学习苏联的外行领导；与此同时，勾起的是另一种怀念解洪元的呼声，甚至有吁请解洪元重掌权柄的要求。

第15章 飞鸟不知陵谷变(4)

也许渴望赞赏和被重用本是一个人内心最深刻的冲动，沉稳如解洪元的嘴角也会翘出几许翩翩欲飞的微笑，但却折断于丁宅的墙面。丁是娥非但没有参与吁请，而且还保持沉默。正是沉默救了丁是娥。　　同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所依据的是*中央文件《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阳光的酒杯倾覆。兴奋的游鱼们不曾想到等待他们的是被暴晒，被腌制，被晾晒于一根根耻辱柱长达二十余年。这个时候，丁是娥还未感到危险正在迫近，她正忙于《娇懒夫人》的上演。　　此剧是洪深根据英国《软体动物》改编而成的轻喜剧，原名为《寄生草》。内容为太太娇懒，老爷馋涎半佣半师的家庭女教师，内兄劝导惯于做懒太太的妹妹无效，后以女教师将取而代之的危言吓唬，逐使懒太太的懒病不翼而飞。戏核是娇懒夫人长期装病卧床，演员要躺着演戏。全剧故事简单，妙趣横生，含义深刻。1951年丁是娥曾经把它搬上沪剧舞台，但被指责为“展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停演。观众似乎也不认同，认为“这个太太太享福”。丁是娥初试失利，心有不甘。“抛弃紧箍咒，放出百花来”，使她如愿以偿。1957年7月2日，《娇懒夫人》在新光剧场重新亮相，应该说胜券在握。文化局局长徐平羽观后赞赏有加：“这个戏有意思，观众看了很轻松。”“看了你的《罗汉钱》，现在看了《娇懒夫人》，印象比小飞娥还深。”　　成功的喜悦尚未挥洒，灾难的阴云密密聚合。7月，人民沪剧团开始发动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运动了。陈荣兰产假期满，成为剧团“反右”的领导者。伴随着入夏的热风，“反右”不断升温。团内已把二十来岁的陈荣兰叫做“陈老总”了。同时流言插上了翅膀，直射丁是娥的后背，有一张大字报贴在她的座位边上，题为《人民代表代表谁讲话？》。党支部对有言论者反复排队，丁是娥是中右，离右派仅一步之遥。　　丁是娥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一个“怕”字。历朝历代戏子地位卑微，她曾有过的追求只是人老珠黄之际能拥有一家店铺；哪知短短几年间，道道光环，重重荣誉，她竟成了人民的艺术家，将来还会有什么，她说不上，至少共产党给了她地位和尊严，但如果被划作右派，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丁是娥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她几次去向文化局求救，偏偏找不见局长，偶然撞见了流泽，虽是一脸同情，却也是一副爱莫能助的无奈。去找陈荣兰？她是党的化身，是执掌“反右”生杀大权的主宰。可是陈荣兰已听信了流言，看见自己爱理不理，一切都已上脸。丁是娥茶饭无思，惊魂不定，偌大的天下谁能救自己？　　那一天她无力地回到家，先是在楼梯上看见了从浦东乡下送来的姚灿所生的女儿解惠芳，一身的土气，一脸的木讷，正哆哆嗦嗦地说：“回浦东去，回浦东去！”丁是娥恨极跺脚，一串诟骂张口便来。小女儿成了一场*韵事的人证，天天在眼前晃着，每每成为捏在丁掌心的把柄，逼着解洪元的灵魂天天要忏悔。一个丁是娥，使他失去了一个温暖的家；与姚灿的一段*债，使他背负起道德的十字架。父亲啊父亲，你做人怎么做到这个份上？古言“一失足成千古恨”，解洪元恨么？恨。但他不知去恨谁。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像是“嫁”给了丁是娥，围着丁是娥转啊转，解洪元的心累啊累，累得找不到一个可以歇脚之处。有什么办法呢？一切都是自找的。团内纷起的风云，解洪元也并非不知，但他无能为力，不清楚能替她分担什么。解洪元能做的是找一家僻静的小店，预订下一个包间，夜场戏散场后，殷勤勤地陪同丁是娥前往，希望两个人能好好谈一谈共渡难关。　　店内人影稀落，灯黄晕迷平添几分凄清。店主恭候已久，喋喋不休地夸赞自家的菜肴和特地为丁是娥铺下的新桌布。丁是娥见之蛾眉高耸，银牙咬碎，惊恐慌乱之中突然找到了一个宣泄口，拎起酒瓶摔在地上，酒浆横流，碎玻璃满地，抛一桌佳肴于身后，将两个男人甩下，怒气冲冲夺门而去。　　狼狈的解洪元连连道歉，结清账目仍不忘借一只大提篮，把所点的碗碗盏盏装入篮内，带回家去。丁是娥正坐在灶间的小桌旁，面对一碟乳黄瓜，捧起一碗水泡饭，痴呆呆地发愣。解洪元不由自主地揭开篮盖，悄悄端出碗盏来，轻轻地推到她面前。丁是娥回过神来，扫射出一股女性少有的肃杀之气，眼尾射出来极度的鄙视，让解洪元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懦夫！只会用吃喝来麻醉自己的懦夫！这样的男人有什么用？当初她千挑万选，如何选择了这样一个无能的男人？解洪元当然是读懂了。他迎住了她的逼视，镜片后的一双眼睛如两颗燧石，坚定而闪亮：“灾难不怕，怕的是自己折磨自己！”　　她听见了，但却是冷傲地车转身上楼而去，把一份不屑一份冷漠留给了解洪元。夫妻关系降到了零度以下。解洪元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对丁是娥的作为三缄其口。　　丁是娥信奉用行动。经过这样一场宣泄，她变得冷静又清醒，在这个世界上能拯救自己的还是自己。第二天凌晨起身，穿戴整齐，早早地去了沪剧团团部，悄悄张望楼道内动静，见陈荣兰骑着单车来了。听见锁车，上楼，她灵巧得像只山猫，在分秒之间叩响了陈荣兰办公室的门。　　陈荣兰有些惊讶来者的及时和快捷，拉开了房门。两个相熟又陌生的女人僵持在门口，陈荣兰淡淡地问：“你有事找我？”　　省略了姓名省略了“同志”二字，语气虽冷，但细细体察温热犹在。丁是娥内心一阵狂喜，她默默走进屋，找到适合自己的凳子坐下，陈荣兰返身进屋，坐在主人的座位上一言不发。室内出奇地静，桌上有一只钟，滴答滴答地响着。她们默默地对望着，曾经多么友善，一转眼生分了，才一个产假的时间啊。沉静催促着丁是娥。这是党支书的办公室，或许会有电话，或许会有人来，她定了定神，轰隆一声惊天动地：　　“陈团长，我来揭发。”　　解放后，受冲击者能够变被动为主动，能够化解危机、屡试不爽的法宝是变交待为揭发。当然这种行为也有主动、被动之分，有程度深浅之异，但是或多或少地观照出人们内心世界最隐秘处的自私和怯懦。作为政治运动的领导者，陈荣兰属于清醒一族。她不偏激，不好大喜功，不想盲目地扩大战果，因而对丁是娥的揭发和解释没有太大的兴趣。而丁是娥倒是初次所为，难免红头酱脸，泪盈于睫，夹七缠八的话音有些发潮。陈荣兰见这位平素恃强好胜的名旦少有的惶恐，一副后悔不已的样子。丁是娥的失意与窘态引出了陈荣兰的丝丝同情。

第15章 飞鸟不知陵谷变(5)

两个女人之间，本有惺惺相惜之意。一个从政，一个从艺，为政者也需要有优秀艺人的支持，沪剧只有一个国营，国营只有五块头牌，五块头牌中只有三名头牌花旦。如果把其中的两位划入右派，沪剧如何发展？如何去争取荣誉？陈荣兰要的只是丁是娥的顺从与听话，而不是反叛。陈团长居高临下，如水的目光像一束舞台追光由上而下由外而内地扫视她，希望看透她深藏的内心。　　丁是娥身处悬崖的边缘，陈荣兰只要推一把，她就从此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从中右到右派十分容易；拉一把，也许、也许柳暗花明……虽然这束光如法海的金钟罩，她认了，就做一次罩钵里的白娘子吧。白娘子至死不悔，而她要悔，要揭发别人以自保，最后抛出了最亲近最不愿意抛出的人——她揭发流泽授意解洪元出任副团长，揭发解洪元积极筹措，准备复出。她哭哭啼啼地表白自己以沉默对抗，并坚持剧团应该由共产党的干部陈荣兰执掌权柄……　　陈荣兰的眼睛里开始有了暖意。　　最后陈荣兰送出一句体己话：“你怎么昏咚咚地讲了这么许多话。”　　好了，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丁是娥表白，解释，检查……书记陈荣兰想让她过关，她就能从中右退回来。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人生。经过反反复复的检讨，大会加小会，一次又一次触及灵魂，终于退回到人民温暖的怀抱里。　　1957年8月13日，文化局在仙乐书场召开反右派辩论大会。名曰辩论，实为批判。一个个上台批判的人都是事先定好的，丁是娥递条上去要求发言，文化局局长爱惜识时务者的羽毛，他朗声宣布：“丁是娥同志要求发言批判周伯春（滑稽戏名角），我们欢迎这种态度。”轰隆一声，冰雪消融，“同志”二字让丁是娥重归革命的行列。　　这样的经历顾月珍有吗？没有。经历了1957年之后，丁是娥阿姨认为人有三重生命：自然生命（肉体）、艺术生命和政治生命，而三者之间以政治为首。所以政治应该是一个人的灵魂。灵魂不在了，艺术又在哪里？肉体又有何用？　　然而政治是什么，有时候谁也说不清楚。　　丁是娥的《娇懒夫人》是鸣放中放出的“百花”一朵。顾月珍也有“百花”一朵，那是根据苏联电影《安娜·卡列尼娜》改编的《贵族夫人》。这是顾月珍手术切肺复出后演的第一出戏，她动手术，是共产党把她送入医院，承担医疗费用，是党组织的代表在她手术书上的亲属栏里签字。我母亲觉得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她要演一出好戏来报答党的恩情，所以她在“百花齐放”的时候，选择了苏联老大哥的影片。她全身心投入排练，而后在瑞金剧场演出。顾月珍虽然出身低微，文化不高，却有一种与身俱来的高贵，能体会到高贵不是来自物质，而是源自精神。她的主旨是要把这种高贵的精神平民化。情节略有改动，中国的安娜金秋萍不是卧轨而亡，而是被强加以行刺的罪名锒铛入狱。　　贵族夫人金秋萍的悲剧揭示了人们对精神家园的渴望，而那个《娇懒夫人》的闹剧鞭挞了人格依附的丑陋。两剧前后推出，《娇》剧演了一个半月，渐渐的努力沪剧团的《贵族夫人》剧场火爆，而《娇懒夫人》渐失票房之宠，结束于《贵》剧的全盛期。《解放日报》称《贵》剧是“夏日里的一朵荷花”，甚至把它与“反右”运动相联系，说它* 裸地暴露了解放前旧中国那种黑暗腐朽的罪恶本质，启发了人们对旧制度的愤慨和对今天生活的热爱。张刚文、白少璋（剧中人物）之流“企图把今天的社会拖向旧社会去”，只能看出“这些人更加无耻”。　　母亲演《贵族夫人》引出了许多观众的眼泪，每场戏她都是倾注了心力。她在台上哭，观众在台下哭，病歪歪的身体使她再度晕倒在舞台上，被送进医院。这出戏成为顾月珍一生最后的辉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贵族夫人》明明是一出与当时的政治挂不上钩的戏，却成为反右运动中的“好戏”，与政治联系得如此紧密。不过，我想观众不会买账。他们要看真正的戏，看惯了油盐酱醋茶的沪剧迷眼睛里只有好人坏人善人奸人福人苦人；他们喜欢顾月珍演的角色，要借剧情浇自己情感的块垒。而母亲也不会想到，这出戏会起到多大的政治作用。她高兴的是她的戏超过了《娇懒夫人》，超过了丁是娥，她受到了观众的爱戴。　　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谁又能说得清呢？丁是娥向顾月珍的哭诉，没有激起任何反响，也就识趣地悄然收兵，退避三舍。两人也就各走各的路了。

第16章 枯树凋零去亦奇(1)

三年自然灾害在1960年显露出狰狞面孔。直辖市之一的上海，猪肉定量从每月每人十二两（老秤十六两制）降至六两，再降到三两，又降到二两，淡水鱼等副食品都要凭票，蔬菜也很短缺，在菜场里凭票还要排长队。小阿婆把这点票证捏在手心里，恨不能焐出油花来好炒菜，每天摸黑去菜场排队，拎回来的只是几把没精打采的毛毛菜。　　　　　这一年，我是第十一女中的高三学生，各科成绩名列前茅。我还是化学课代表，化学老师希望我去读理科；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董冰壶钟爱我，推荐我参加朗诵比赛，把我的作文贴在墙上作为同学们的范文，她自然希望我报考文科，而且希望我挺进北京大学。她说：“北大是全国最著名、历史最光辉的高等学府。考上了不仅是你个人，也是全班、全校的光荣。”　　青春是梦想的年龄。老师说的这个“光荣”一下子把我打动了。我怎么会不希望给班级给全校带来光荣呢？虽然我自己觉得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比较适合我，但我还是斗胆填报了北京大学。也许觉得希望不大吧，填这个志愿连母亲都没有告诉她。　　考完就放假了。每天早醒的骄阳喷射着橙色的光羽穿窗入户，撩逗梦中人。一十八岁的我消化力特强，肠胃早就空空如也了，但是一想到起来只有一碗稀稀的泡饭粥可吃，便宁可赖在床上做白日梦，想那个五彩梦，也想今天小阿婆会给我吃什么。小阿婆太重男轻女，特别喜欢星儿。两天前她把父亲带来的鲜肉烧成一碗红烧肉，盛饭的时候，我看见她把两块肉狠狠地埋入了弟弟的饭底。啊，红烧肉！　　我母亲的身体是越来越差了，咳嗽频仍，嗓音也失去了原有的甜美和圆润。长宁区委的领导劝她辍演，劝她休养，她总是不肯歇下来。这一年6月，美国的艾森豪威尔自菲律宾赴台湾，大陆掀起反美、解放台湾的热浪。为配合形势，母亲搞了一个《龙女跨海》的戏，得到领导的支持和观众的欢迎，票房收入直线上升。这时，大跃进的神话已经破灭，经济走向衰败，观众不可能空着肚子去看戏，所以全市的演出业都不景气。努力沪剧团差不多七八天就要换一个剧目。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龙》剧从7月31日演到8月31日，维持了整整一个月，顾月珍依然是台柱子。只要主演换人，票房收入就往下跌，母亲每天强打精神上台，一化妆看上去英姿勃发，但一下台就歪歪斜斜，一脸病容。我跟着小阿婆去看过戏，母亲的嗓音远不如前，拔向高处时会出现嘶裂生涩。只是沪剧观众依然热爱她，从不喝倒彩，出嘘声，只会听见低低的叹息和私语：“她从前嗓子不是这样的，她太苦了太吃力了。”……　　小阿婆从来是以母亲为重，自从父亲离开这个家，她对母亲更加体贴了，这种非同寻常的维护，某种时候甚至超过了她与父亲的关系。母亲在演龙女，为了使她得到充足的休息，家里要保证绝对安静。我和弟弟上下楼都蹑手蹑足的，只要稍稍有一丁点响声发出，小阿婆就会凶我。也许母亲病体所承受的压力只有小阿婆才真正知情。母亲是剧团的台柱子，也是家的中流砥柱。病病歪歪的母亲不能倒！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家庭破碎，绝不能再有第二次。这种忧虑像一处亮晶晶的壁垒，小阿婆与母亲心知肚明却从不去触及，她们在现实生活里结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那便是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亲情，一起为这个家付出呕心沥血的努力。　　50年代末努力沪剧团划归长宁区委，团址离我家很远；加上底楼客厅住进了一户人家，人多嘈杂，影响了母亲的休息。区委考虑母亲的身体和工作方便，建议我们搬家。她选中了延安西路949弄15号，弄堂深处新盖的一幢独立小楼，共三层，我们占中间一层。小楼带一个绿草如茵的花园和曲曲弯弯的小径。那时候全上海完成了私房改造运动，我们交出星村十号，迁入新居。　　门铃声扯断了我的思绪，绿衣人送来我朝思暮想的入学通知书。我等不及上楼，倚在门边，撕开信封，北京大学！四个字赫然入目，我疑疑惑惑揉揉眼睛再看，一字一顿地念：北京大学。始料不及的喜悦像湖水从脚踵涌向头顶，我顾不得多想，挥舞着通知书，连蹦带跳直冲上楼，向母亲去报告。　　楼梯拐弯处正是二楼厨房，房门口闪出小阿婆瘦小的身影，她拦住我的去路，横眉立目地斥责：“侬是走楼梯还是敲铜锣，你娘还在睡觉。”　　她总是这样对我，我懒得理她，也不情愿让她第一个知道喜讯。我就侧转身紧贴扶栏，像条泥鳅一滑而过，小阿婆碎步急追，一不小心，滑倒在光溜溜的打蜡地板上，顺手拽住我的裙子角，拧疼了我的小腿。小阿婆大约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我也跌坐在地板上，一老一少对坐于昏暗的甬道，互视出起伏的波涛。我俯看小腿，腿上一团青紫淤结成块。这两年，小阿婆大约觉得我已是大姑娘、好学生，不再动辄打骂，但这一次下手这么重，这么狠，勾起我积郁的气恼。我抬起头射出怨愤，却遭遇上两道火焰一样的目光。终究是小阿婆厉害，那目光威严地舔红了我双颊上的愧疚。我一骨碌起身去搀扶小阿婆，小阿婆倚老卖老，靠在我的臂弯里，压低嗓音说：“讲话轻点，扶我回厨房。”　　当小阿婆问清原由，核桃皮似的脸绽开了，宛如一朵盛开的墨菊。她要我把“北京大学”四个字指给她看，用干枯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抚摸，仿佛这四个字有温度有生命，口里喃喃：“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解门里出了状元，出了个女状元。”　　莫名其妙！是我辛辛苦苦考大学，与菩萨有啥关系？小阿婆真是迷信。但小阿婆不知我的腹诽，又像鸡啄米似的乱啄。先啄北京天气冷，会冻掉鼻子冻掉耳朵，后啄女孩远行，家人提心吊胆，归结为若是星儿考上就阿弥陀佛了。听得我心里直起毛，这时，我听见了楼上房门开启的声音，响起了母亲拖鞋的趿拉声。　　啊哈，母亲起床了！我腾地直起身，裙子又被拽住了，小阿婆问：“事先跟你娘商量过？”　　见我摇头，就示意我坐下，我好不耐烦，倔倔地说：“姆妈在台上扮龙女，是要跨海去解放台湾，北京大学在北京，比台湾近多了。有啥好商量？”　　小阿婆语塞，手掌松弛无力地垂下，脸上的表情像五色迷雾，只有一句话黏上了我的后背：“跟你娘不要直拨拨地讲。”　　我冲上楼，撞开盥洗室，见母亲正在刷牙，我急不可待地报喜：“姆妈，我考上了，考上了北京大学。”　　母亲猛回首，唇边的牙膏泡沫垂挂成一串长长的惊愕。　　我以为她没听清，又重复了一遍。

第16章 枯树凋零去亦奇(2)

啪，母亲手中的漱口杯猝然落地。清水四溅，溅湿了她的睡裤。她弯腰去拾了半天，抓不起牙杯的弯把。　　轮到我变成泥塑木雕了。考上北大，是喜？是忧？忽觉得后背有轻轻的蠕动，看见小阿婆又努嘴又挥手，示意我前去帮忙。我急急上前帮母亲捡起杯子，抬头时遇上了母亲一双含泪的眼睛。泪光点点，织成一张网，罩住我的心。我依稀觉出自己的粗疏和鲁莽。　　母亲身世飘零，亲朋稀落，痼疾缠身，女儿初初长成，稍可相依相伴却偏偏要远走高飞，她怎么舍得？母亲匆匆抹了一把脸，接过通知书走回卧室，在小圆桌边坐下，一遍又一遍地看，一串热泪滴落于纸，洇湿一片。她赶忙起身，去找一条小丝帕轻轻地吸去水，复又步出阳台，展开通知书，等待阳光和微风把纸晒干吹干，那神情极专注极虔诚。我在母亲的身后跟进跟出，忐忑不安，一遍遍说：“姆妈，对不起。”　　母亲叠好通知书，交还给我，牵拉着我的手，泪眼婆娑中展开一朵凄美的微笑，说：“党挑了侬，姆妈不怪侬。”　　在母亲的心里，党是最沉最重的分量。在那个年代，人们就是真心诚意地“把一生交给党安排”，因为党是力量，党是意志，党代表神圣，党代表方向。　　这代表理性的思考，党员不可能与党去讲条件。我只能希望母亲在不远的将来能实现她的第三大愿望，来北京，演戏给毛主席看，同时也来看女儿。　　要去北京了。母亲带着我去买卡其布毛绒长大衣，小阿婆抖擞精神地亲手赶制簇簇新的棉被，父亲带着我把喜讯送到了大阿婆的床边，把点心和赡养费送到大阿婆的手里。大阿婆喜极而泣一迭声地叹息：“阿波囡考中了状元，我穷得没东西送给侬，哪能好呢？”　　从大阿婆家里出来，我和父亲走上了南京路。我故意落后几步，习惯地将视线绕在父亲的藤拎包上。藤条编成的提手早已破裂断损，由许多布条缠绕连接，里面会有一只小热水瓶、一副象棋和一只饭盒。以往他拎着旧藤包，游走于公园和朋友处，找人下棋。渴了，他喝一口水；饥了，摊头上吃碗面，余下的倒入饭盒，下顿再吃。父亲就是这样地节俭。在这只包里，有时也会有牛肉干、话梅和糖果，那是为我和弟弟买的，有时还会有半只熏鸡或一碟盐水鸡，几块熏鱼，那是为我母亲和小阿婆买的。此时，藤包轻轻地晃着，想来里面缺少沉甸甸的食物。忽然我的目光被父亲的人造棉裤子吸引，靠近藤包的臀部沾了一点白色的杂物，我伸手去摘。父亲捉住了我的手，悄声道：“不要摘。那是一块橡皮膏。裤子上有洞，我贴在上面的。”　　我心里猛地酸酸的。在我记忆里，父亲哪是这个样子的？白西装，打领带；要么就是一身网球运动装。全身勃发出活力。但现在实行薪金制，钱自然是比从前少多了。每月要付我们生活费，还要赡养大阿婆，丁是娥也不是个省钱的主。一个人的工资要供这么多人花，唯一可以对不起的大约就只有他自己了。看起来，丁阿姨也不怎么关心他，用橡皮膏补破洞只有那些没有女人的单身汉才会做。父亲啊父亲，多么无可奈何的人生！　　父亲把我带入上海市床上用品公司，挑选了一条最贵的白底绿花纯羊毛毯，没二话就付了五十元钱。那个年代，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也只有四十多元！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条毛毯虽然有蛀洞，有破损，但依然敦厚，温暖。每当长夜无眠时抚摸着这条压在棉被上的旧毛毯，我的眼前就会出现父亲穿着粘橡皮膏的裤子、拎着旧藤包的身影。　　我是上海第十一女中唯一考上北大的学生，学校的老师分享了我的快乐和喜悦。长宁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孙绍策也登门祝贺，他送我一枝钢笔，并教我如何把被褥打成方方正正的行军背包。只可惜，小阿婆亲手缝制的被褥实在太厚了，怎么使劲都打不成解放军的行军背包。　　等我到了燕园，还没来得及欣赏湖光塔影，就和同学们一起去了北京郊外群山皱褶中的分水岭秋收。继之又去十三陵的北大工地修铁路，手磨破了，肩压肿了，吃的却是棒粥，玉米窝窝头也硌痛了我病根未净的肠胃。渐渐的校园里的伙食露出粮食短缺的狰狞，要求学生自动减少粮食定量，每天只能从池水中捞起绿色深深的小球藻作粮食的添加物，粥越来越看不见米粒。个个食不果腹。但只要我稍稍有一点流露江南的情愫，“上海小姐”的雅号就当空落下。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好称号，它与“资产阶级小姐”的意思等同。这样就让我更怀念家中的温馨。　　好不容易盼来了寒假，年级党支部却号召同学不要回家，以免增加春运的困难。我心中一急，热泪夺眶而出。支部书记看见我的窘态，体念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网开一面准许我探家。我坐上火车，心里一个劲地盼：　　家，我亲爱的家！　　“阿姐回来了！”院门口弟弟大声地吼着，上来抢我的背包。　　才半年不见，小阿婆站立在灶间门口，显得更小更瘦了，我大声地喊：“小阿婆！”　　“阿波囡瘦啦，黑了！”小阿婆说着就滚落了一串热泪，不知为啥，泪从小阿婆脸上落下，却在我的心河里激起了浪花，那浪花是酸酸的，有点隐隐的刺痛。　　母亲细细地打量我，心疼的表情*裸地写在脸上。　　第一次从北京回来，记忆最深刻的是“吃”。没有人帮小阿婆，我自告奋勇晨起买菜。她告诉我上海市民的肉票已经连降了几次，现在由三两降到二两了，肉真正成为生活中的奢望之物。第一顿饭，饭桌上有炒肉丝，还有一小碟红烧鱼块。显然这是接风宴。小阿婆推说早已用过，不肯同桌吃饭，母亲只把肉和鱼往我的碗里夹。等我和母亲离桌，弟弟才上桌大包大揽、有滋有味地品尝剩余的肉丝鱼屑，把盘碟舔得精光，看得我直掉泪。他吃完，利索地抹桌、洗碗和扫地。我觉得我的弟弟长大了，变得勤快和懂事。但我的心里也是酸酸的。自我离家，弟弟搬进我的房间，此时，坚持要给我腾房，我不肯。因为假期不长，我决意陪小阿婆去菜场买菜，所以想和小阿婆同住一屋。　　两周同住，我发现了小阿婆的许多秘密。　　那只曾经在大阿婆房间的绿色大衣柜依然故我，穿衣镜只剩下一半，已照不出完整的影像。我记得是搬家时撞碎的，小阿婆一言不发，小心翼翼地拔下一小片一小片碎玻璃，留下了这半面残镜。三年多了，她始终不肯更换镜面。以前很少走进她的屋子，也从不问她的起居事项。这次我问她原因，她说：“一家子都散脱了，还要好镜子作啥？啥辰光合家团圆，再换也来得及。”

第16章 枯树凋零去亦奇(3)

我怀疑我的耳朵出了问题，因为父母离异十载，丁、解姻缘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可小阿婆却依然心存梦想。正月初一的夜里，母亲由弟弟陪同去红都戏院演《好管家》，我在家陪小阿婆。月牙儿的清辉洒入窗棂时，小阿婆从衣柜深处请出一尊观音大士。这是我熟悉的洁白似玉的观音大士。她净手焚香，默默祷告。我惊讶地痴坐于床沿，静静地观看。礼佛结束，她淡淡地说：“初一、十五我要烧香，年纪大，身体不好，去不了玉佛寺、静安寺，就在家里拜一拜，尽尽心。”　　我心里怪她迷信，却也不好意思张口，拐着弯问：“姆妈晓得不？”　　“晓得。她看见我拜菩萨，没讲啥。”　　“那侬为啥不在外头拜？”　　小阿婆听问，眯细起眼睛，笑意从鱼尾纹处泻出，流至胸前跳成一团红红绿绿的山花。刹那间，我又找到了从前那个狡黠的小阿婆。她跷起兰花指，食指戳痛我的额角，带着些嘲谑的意味：“这么聪明的小囡，考得上北京，当得了女状元，这点事情反倒拎不清。你娘是共产党的人，区里干部常常来，万一撞进我房间，给他们看见，你娘可要坍台？”　　她把偷偷摸摸烧香礼佛说得那么理直气壮，那么替母亲着想，噎得我无词对答。转而我小声问她：“侬求点啥啊？”　　小阿婆脸上的狡黠之态一扫而空，肃穆地说：“求侬读书好，求你娘身体好，求你娘和你爹破镜重圆。”　　破镜重圆？破镜重圆！可能吗？但千真万确地字字入耳。整整十年，破镜重圆的愿望深埋在她心底，虔诚而又坚执。我问：“可能吗？”　　我的怀疑亵渎了她，她重现啄木鸟的语调，急促而嘹亮地说：“有啥不可能？此地有这么好的媳妇，这么好的囡、儿子，那边有啥，很好的小孩，弄到那边去，连中学也读不出。”　　我知道她说谁。但不想她诋毁儿时的玩伴，便切断她的话，逗她：“既然有可能，侬为啥不在当中拉一拉？”　　小阿婆的眼睛亮晶晶地亢奋起来：“你娘有三个愿望，现在两个成功了，还有一个。我是想等她去北京以后，功德圆满再同她提出来。只要你娘同意，儿子是我生出来的，我晓得他心思，没问题。”　　真难为她了。居然还晓得母亲有三大心愿，居然还懂得要支持儿媳遂愿。我想一定是敏感到儿子与新妻之间与日俱增的芥蒂和不和谐，才使她异想天开。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在 1953 年她对何慢伯伯那么冷淡，母亲的任何动静她都会支起耳朵。这份良苦用心和善良愿望感天动地。我对小阿婆前所未有的好感，却不知如何表达，一时跌入了沉默。另有一件事直到现在依然深深地触痛我的心襟。　　那一年，母亲的《赵一曼》演出成功，何慢伯伯立了大功，他们俩在交往中显得心心相印。大约彼此也只是一层窗户纸未曾捅破吧，也或许只要母亲同意，何慢伯伯绝不会不同意。有一天夜里在母亲的房间里，她问过我：“何慢伯伯好吗？”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好。”　　母亲看了看我，脸上露出欣喜，又问：“让何慢伯伯走进我们家里来，好不好？”　　“不好，不好，不好！”　　我想都不想一连说了三“不好”，一下子扑到母亲怀里。　　母亲的脸暗淡了，许久，她缓缓地说：“好，不来不来……”　　如果不是我反对，也许何慢伯伯早已走进我们的家，那母亲的精神就有了依靠，也许身体还会慢慢好起来。那么，我离沪北上，母亲也不会太孤单。当年少不更事的我做了一件什么样的蠢事？现在一切都晚了，何慢伯伯找了一个演员结婚了。母亲终有一天会像小阿婆一样老起来，我们也会像当年的父亲母亲一样有自己的家，谁能最终陪伴她呢？连珊珊也早在 1956 年结婚成家，离母亲而去了。我只觉得心直往下沉。年轻啊有勇气，年轻啊也会做错事，有些错事的结果，让你一生都无法安宁。　　小阿婆还在说：“不晓得我等不等得到这样的日子？”声音凄凉哀怨，像喃喃自语，让人心疼。　　人是群居的动物，需要朋友和友情，需要交流。小阿婆有一个忘年交是过房女儿豆芽阿毛，平常会过来看她，两人在灶披间说话会说到天黑，饿得我和弟弟喊肚子饿才发现米还没淘。搬来新居后，相距远了，阿毛不能常来看她，小阿婆一双半大的脚走不了远路，她只能窝缩于太师椅上听凭入骨的清冷和孤寂。时光抽干她的肌肤，成为一只悬于风中的柚子，越来越萎黄和干瘪。　　有一天子夜时分，我从梦中惊醒，借着月光，看见小阿婆半倚半靠在枕头上，手合放在胸口，嘴微微张开，眼似闭非闭，苍白得如同一尊石膏像。那样子吓得我披衣爬到她的床上，伸手去探她的鼻息。小阿婆徐徐睁眼，气息微弱地说：“没啥，没啥。”我追问她何处有病，她回答：“平躺透不过气来。这样靠着好一点，没毛病。”　　我站起来想去告诉母亲，她猛地睁大眼，恶狠狠地说：“不要侬多管闲事！”　　我猛一哆嗦，滑下床跌坐于地板上。小阿婆不理不睬，闭上眼睛养神，这才轻轻地说：“不要吵你娘，你娘身体不好。”　　我怏怏回到自己床上，钻进被窝。正想躺下去，小阿婆自言自语的声音又响了：“快二十年了，婆媳之间没争过吵过，不容易。她把家里整体全部托给我，全由我作主。过房囡阿毛带了七个小囡来星村大闹天宫，她不讲一句闲话，反而开水果罐头给小囡吃。我讲一声请过房囡看戏，她就记牢送票子……”　　呢喃之声飘浮于半空，虚虚的，我凭直感小阿婆有病，静下来，她的胸口起起伏伏像拉风箱，忽然间又像要随风飘逝，吓得我又起床要去叫母亲，她从胸腔内挣扎出带着生命血色的裂帛之声追上了我：“回来，回来！不要吵你娘！”　　我重又返回，嘟囔着说：“有病总要看，不告诉母亲，也得告诉爹爹。”小阿婆的眼角滚出一粒粒泪珠，滚烫，浑浊，像火山口涌出的泥浆，我掏手帕替她擦，怎么擦也擦不干。小阿婆长叹一口气，幽幽地说：“你爹一手托几家，不容易啊。每月，此地要送抚养费，大阿婆那里也要送，华亭路全部开销要他来，那边的女人用铜钿像开自来水龙头，赚了铜钿还不够她一个人用。不要再让你爹花钞票了……”　　我眼前又浮现出父亲的旧藤包以及橡皮膏贴破洞的裤子，不禁哑然无言。天渐渐发亮，小阿婆气喘也稍稍平缓了，我却久久不能入睡。作为父亲宠爱的长女，何尝不希望破碎的家庭重圆呢？却又直感那只是天边的一道彩虹，但其中奥妙我又理不出头绪。那边，丁是娥阿姨奔着跑着去追逐荣誉，因为追逐荣誉而追逐政治，回望不紧不慢的丈夫恨其不力，怒其不争，但又不愿再度撕裂名人之家。而解、顾之间姻缘早绝，岁月冲淡了龃龉，留下了彼此内心的歉疚。这份相怜相惜的情感不是不能重新燃烧，但洁身自好的母亲不肯更替位置，承担拆散鸳鸯之罪责；宿绊日多的解洪元面对国营之后蒸蒸日上的丁是娥，大有落泊之感，感觉中仿佛只落了一步，但在现实生活中却越来越远。他自问是自己不能干吗？好像也不全是，有些是他不屑做，有些是他不想做，在这个巨大社会力量面前，个人的能量实在是太渺小了，随遇而安吧，氽吧，氽到哪里是哪里。这边的屋顶下，婆婆与媳妇分治于两条不相交的河流，顾月珍是丈夫没有了，但却找到了党，找到了戏，找到了精神支撑；小阿婆呢，拼全力以维护家庭的安宁为己任。她们俩是相怜相尊不相识，各各厮守着属于自己的孤寂与清冷。

第16章 枯树凋零去亦奇(4)

我在胡思乱想中跌入梦境，高照的红日把我叫醒。起来后，蹦到厨房里，看见小阿婆的发髻油光水滑，坐在小凳子上择菜，精神很好，喉咙嘣响。昨夜之事似乎只是一个梦境，虚幻得那样不真实。很快我就将这事忘了。　　春节过去了，我也很快就要返校。母亲郑重其事地取出几个午餐肉罐头，小阿婆悄悄拉我去灶披间，像捧八宝箱一样，捧出了两只高高胖胖的瓶子，炫耀似地拧开瓶盖，酱香扑鼻。肉丁、花生米、豆腐干炒豆板辣酱，好吃，下饭，还放得牢。我真想喊一声“小阿婆万岁”！弟弟也闻香而来，探头探脑，望望油汪汪香喷喷的八宝辣酱，转身扯来了母亲。小阿婆讪讪地解释：“只吃肉罐头，太淡了，有点八宝辣酱，换换口味。”　　看起来，小阿婆知道母亲攒肉票为我买罐头，母亲并不知晓小阿婆私自克扣肉票做八宝辣酱。母亲脸上的惊诧一闪而过，真心诚意地称赞：“还是小阿婆想得周到。”母亲一声称赞，赞出小阿婆两颊桃红，一脸灿烂。我真没想到小阿婆是这么看重母亲对她的“定评”。弟弟手忙脚乱地替我装包，鼻子抽搐着向里吸闻酱香。　　民以食为天，食是多么重要啊，在那个饥饿的年代，人人都长了一只饥饿的胃。我几乎花光了家里的肉票，我不忍心全部带走，母亲说：“侬一个人在外面，饥一顿，饱一顿，家里不放心，还是带着吧。”小阿婆嘟囔着说：“这么冷的天，不会坏的，侬先吃酱丁，再吃罐头，好多吃几个月呢。”转而用略带伤感的口吻说：“带去带去，不晓得我还有没有力气烧给侬吃了……”　　谁知一语成谶。等我暑假回家，楼梯口未见小阿婆的笑靥，灶间冷冷清清，套间里暗沉沉，只有那面残破的穿衣镜闪出白森森的冷光，心头掠过一丝不安，一阵惊悸，我的小阿婆呢？母亲眼圈变红变湿，她的嘴唇哆嗦着，抽动着，只有泪珠一串串地滚落。　　汗水涨满了我掌心的河床，想不到精明强干的小阿婆随风飘逝，想不到小阿婆的仙逝会牵动母亲如许哀伤。　　许久许久，母亲嘱我去看看大阿婆。母亲给了我二十五元钱和两张糕点票，二十元钱给大阿婆，五元钱买酥软的点心。当我提着点心盒走进昏暗的吱嘎作响的木楼梯，舅公家大房窗下空空荡荡，小床不知去向，仅有那只画有白雪公主的饼干筒锈迹斑斑，孤零零地躺在窗台上。舅婆告诉我，大阿婆比小阿婆早走，是父亲安排后事的，一直瞒着不告诉母亲。我望望那只饼干筒，胸腔内丝丝缕缕地在迸碎，在搅痛。我像是闪避死神铁青色的尖喙，踉踉跄跄地逃离那间熟悉又荒凉的房子。　　直到父亲去世后，我才知道，老姐妹先后乘槎仙去，丧葬全赖父亲一人，没有惊扰亲朋好友，入殓于万国殡仪馆，坟墓在那场“*”中被铲平，早已无迹可寻。　　我回到家，母亲获知大阿婆噩耗，泪如泉涌。几日后，我问父亲，小阿婆的那尊观音大士像呢？答复是随小阿婆同去了。父亲取出一只海蓝色的丝绒小盒，那是珍藏着小阿婆全部“家当”的小盒，打开来，里面放着黄澄澄的金项链和一个金鸡心锁片，双面雕，分别是一匹马和一对鸳鸯。小阿婆说她一生没有积蓄，只有四枚佛珠戒指给阿波囡。马是我的属相，希望一马当先；鸳鸯是吉祥鸟，希望我终身有靠，白头偕老。　　我脱口问：“小阿婆一向喜欢弟弟，为啥不留给弟弟？”　　父亲沉甸甸地说：“小阿婆讲侬是解家门里中状元的小囡。”　　十二岁的弟弟在旁边插话：“啥人讲小阿婆不喜欢侬？姆妈从来不管家事，为了侬，每个季度发肉票问小阿婆讨一半肉票。小阿婆晓得姆妈拿肉票是要买罐头，另外一半肉票还要托豆芽阿毛去换成下一个季度的，等到侬冬天回来，给侬烧八宝辣酱丁。阿拉常常是半个月闻不到肉味道，吃点咸水煮黄豆、咸菜萝卜干……”　　轰隆隆，天塌地陷，五内俱焚。小阿婆，千呼万唤再也唤不回我的小阿婆。在你生前，为什么我没能给你一些温暖和照拂，为什么我那么粗心大意，不把你的病痛去告诉父母呢？……　　当一切都已成为历史，我再来追忆我的小阿婆大阿婆，我的离异的父母，心河底里升起的是那么温暖苦涩的亲情。苦难，在那个年代并不仅仅属于我们一家，没有肉吃闻不到鱼腥，那么一丁点儿肉：二两！如今还不够一只汉堡的量，要维持整整一个月的相思。苦，是苦。而现在似乎什么都有了，可是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少了些挨得紧紧的血浓于水的亲情、友情和真情……

第17章 乱云笼日黯神州(1)

事出神奇。　　1964年初，大街上龙的传人们开始采办年货了。年节虽然未至，空气中却已闻得到浓浓的年味了。我在学生食堂吃过午饭刚踏进宿舍楼，就听见楼道里电话铃响，拿起来一听，传出的竟然是父亲的声音。我做梦都想不到是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来北京演出他们自编的新戏《芦荡火种》。　　我拉着男友小程匆匆赶往大前门的旅店，里面热闹和喜庆的气氛比大街上还厉害，喊嗓声，丝竹声，欢歌笑语像已经过年似的。走进父亲住的房间，父亲首先看到的是我穿了三年的大衣仍然在身，连连说人长高了，大衣短了，许诺等我放假回上海时给买新的。这时又见小程穿一件旧旧的黑棉大衣，车转身就把衣架上挂着的厚呢大衣取下来就要给小程。小程低声推辞：“学生穿这么好的呢大衣不太好意思。”　　父亲爽朗地笑着说：“好，那就一起回上海吧。”　　言下之意大上海什么都有，回去买。父亲的情绪十二分地好，我诧异是什么让他这么高兴呢？他仿佛又变回我童年时的父亲去了。　　话得从1958年说起。当年的团长陈荣兰和副团长陈剑云去南京军区寻觅创作素材，从该军区三十周年的征文里发现了崔佐夫所写的《血染的姓名——36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这些在阳澄湖养病的伤病员即是20军59师175团的。59师驻扎于杭州留下镇，正在搞团史展览。而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刘飞恰是36名伤病员之一，夫人米叶也曾在青浦从事地下工作。陈荣兰原来是20军的文工团员，看到这份素材备感亲切，同时也意识到可以创作为一部好的现代剧。之后，就介绍陈剑云和编剧文牧去59师体验生活，这才有了新四军伤病员转战芦苇荡，地下联络员阿庆叔侄二人周旋于敌伪之间的剧情内容。　　大纲初现，陈荣兰对文牧说：“侬要写只和尚戏呀？”　　文牧一时语塞。陈荣兰手蘸茶水在桌上写了一个“丁”字，用吴侬软语说：“侬为‘摘钩头’写只戏。”　　一年后初稿《碧水红旗》出台。陈荣兰亲自推敲剧情，增补细节，使之既有戏剧性，又符合地下斗争的特点，剧名改为《芦荡火种》。　　1960年1月首演，陈荣兰仍不满意，坚持边演边改边丰满，进一步完善阿庆嫂的核心地位。1963年岁尾，剧组抵京之前，已经完成大大小小十二次修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陈荣兰如此器重丁阿姨，丁阿姨岂能不舍命相随？群策群力，引爆了阿姨的艺术积累，塑造出一个极生动也极特殊的、表面上是老江湖实际上是共产党员的艺术形象。《芦》剧使丁阿姨的表演艺术登上了新的高峰。　　这就是父亲他们剧团来京的原因。1964年1月9日，由中国剧协出面，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巍峙亲自主持，为“人沪”的《芦荡火种》和《巧遇》组织专题座谈。周巍峙由衷地称赞：“沪剧团四次来京演出，一次比一次进步。”《人民日报》还发表戴不凡的剧评《喜看沪剧〈芦荡火种〉》。两天后，《芦》剧慰问驻京部队。到了23日，刘少奇、李先念、薄一波、张鼎丞、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剧，和全体演职员合影留念。况且这一次进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为从沪剧移植的京剧《芦荡火种》示范。　　刘少奇肯定了沪剧的长处：“沪剧的阿庆嫂周旋于胡、刁之间，利用敌人矛盾这一点比京剧好。”　　周扬对京剧团的薛恩厚说：“沪剧演出很成功，你们不要改了，就照它改。”　　京剧本是国剧，而沪剧只是偏处江南一隅的地方戏啊。受到了这么多中央领导人的肯定，对一个地方剧种来说，不知是怎样的不易了。父亲情绪极好，带我们去全聚德吃烤鸭。我们问及献演情况，父亲眉峰微微耸动，浑厚的嗓音充满磁性，透出神秘和喜悦。丁是娥阿姨在剧中饰演主角阿庆嫂，父亲演配角县委书记陈天民。年过半百的人了，高兴得像个欢天喜地的稚童，他讲，国家主席刘少奇上台和大家一一握手，连连说：“好戏，好戏。”言罢父亲摊开右手给我们看，似乎手上尚留有领袖的掌痕。　　与他当初错过了瞻仰毛主席的机会比，这一次他切切实实地与刘少奇主席的手掌有过亲密接触，虽说领袖的手也是手，但毕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不同寻常的手。平易亲切的刘主席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3年让我父亲的人生经历涂抹上一层亮色，他的解派唱腔被充分肯定，艺术上被肯定比让他演任何一个角色都重要，他主动让出了郭建光的主角位置。解放后与丁是娥在一起，丁是娥平步青云，而他却日渐后撤，最后差不多就隐身于丁是娥的太阳伞下了。演出没有他的主角位置，家里没有他的主人地位，一个大男人活到这份上，别提有多累了，他的儒家意识再浓，也只能维持一个窝窝囊囊的外壳。记得《芦》剧初演时，父亲饰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收音机里播出过他的大段演唱《月似银钩星似棋》，那真是黄钟大吕，令人回肠荡气，真是有呵气成云撒豆成兵的大气魄。从艺大半辈子，总算在艺术的理性梳理中肯定了他对沪剧的贡献。也许是因为兴致甚高，他喝了点酒，用筷子轻敲盘碟，低声吟哦：　　“不像不是戏，太像不是艺，悟通情与理，是艺也是戏。”　　这是艺术的真谛，很普通，却很带一点哲学的意味。看着父亲从人生的低谷走出来，我由衷地为他高兴。看来人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要张扬生命的内力，只有精神世界坦荡了，灵魂的旗帜高扬了，人才会活得有气度，有锐气。那个时候对我父亲来说，演不演主角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他艺术生涯的肯定。毕生从事艺术的演员真是很难分得清艺术生命与自然生命孰重孰轻。当历史再度垂青旧名伶时，他以中年之身，为青年让台补台托台，其中就包括主动让出郭建光的角色。也正是这份成熟和大度，才使他赢得陈荣兰和全团上下对他的信任与敬重。　　“人沪”的《芦荡火种》还去水木清华演出，演给莘莘学子看。北大和清华相连，我和小程也赶去了。春来茶馆的阿庆嫂，丁阿姨把她演得舌生莲花，八面玲珑，如一匹花色斑斓的丝绸，在闪烁变幻的灯光下渐次展露，撩逗出观众火炭般的热情。我也忘却了台上的表演者是谁，只是为这个活灵活现的阿庆嫂而兴奋与鼓掌。　　曲终人散，当我和小程回到夜深人静的北大，天上几粒寒星冷冷，犹如离人泪，斜挂于空漠的天际。刹那间，我想起了母亲，记起了我那凄苦的母亲对丁阿姨的怨恨，我后悔为她鼓掌为她兴奋，猛然转身，朝着清华大礼堂的方向吐口水：呸、呸、呸……

第17章 乱云笼日黯神州(2)

然而艺术毕竟是艺术，不是几口唾沫可以淹没的，倒是唾沫很快被脚下的沙地 吞咽了，阿庆嫂鲜活的形象在我的脑际烙下了永久的印痕。几十年过去了，当我年老力衰时我才恍然悟出，人与人之间的较量，常常是生命张力和人生智慧的较量。母亲的羸弱和阿姨的健康硬朗，母亲性情的内敛与阿姨个性的张扬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差异。我的母亲实在是从一开始就已输给丁阿姨了。她充其量只是苦竹一根，而丁阿姨却可以借助森林一片。这样的天壤之别是可以比的么？丁阿姨的戏已是四度晋京，母亲呢，却依然在天底下的某个角落孜孜地一厢情愿地编织着理想的彩衣……　　经过1957年的一番风雨，丁阿姨在现实中有许多长进，比如在荣誉和掌声面前举止得当，进退有度。她把荣誉归于陈荣兰团长，说是陈团长改造了一个旧戏班。当《人民日报》约她写写出演现代戏的体会时，她明确告诉代笔者：赵燕侠正在演阿庆嫂，我说东道西的不好，还是谈谈《罗汉钱》里的小飞娥和《鸡毛飞上天》里的林佩芬吧。无论是出席文联座谈会还是参加民盟的对台广播，她的发言都很有分寸。国务院为沪剧安排庆宴，她坐在主桌，相陪陆定一和林默涵，应对如风行水面，从容如云拂长空。　　《芦》剧的胜出，增添了丁是娥与陈荣兰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事业友谊，稳固了丁阿姨作为沪剧界代表人物的地位，前程如帆挂云锦灿然一片。上海市人民沪剧团载誉返沪后，《芦荡火种》剧组于3月5日起在美琪大剧院向上海市民作汇报演出，连演连满达九个月之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一个戏，从表面上看仅仅是娱乐的一种载体，一种方式，可新中国成立后，文学艺术一直是与政治紧密相联，艺术成为政治的组成部分，唱唱跳跳的背后有革命理论的支撑，体现着执政者的思想和观念。最初，《芦荡火种》只是一出戏，但戏演大了，就不是纯粹的戏了，或多或少地与政治搭上了边，成为纠缠历史陈账的一个工具，以至于扯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武装斗争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工作路线上去了，这让“人沪”的团长和所有的演员哪怕是想上一百年都不可能想到的。史实记载，第一丝不和谐音出现在《芦》剧返沪之前，江青提出，“挂红灯”和“开药方”不符合地下工作的情况，建议删去。他们舍不得删。“红灯”是点睛之物，“开方”是传神之笔，是他们数年打磨的心血。再者，江青何许人？毛主席会允许她出来干政吗？从三十年代过来的人谁都清楚当年蓝苹逸事，所以不以为意。因江青的特殊身份而尊重，因江青的特殊经历而疏淡。江青的声音如风过耳。丁是娥向旁人发牢骚：　　“红灯要撤，开方要去，我这个阿庆嫂还有啥唱头？不演也不要紧……”　　人贵有自知之明，但人常常难有自知之明。“人沪”的众人怎么能想到，不久的将来江青会成为“文化革命”的旗手，头角峥嵘。当我翻阅历史，发现沪剧《芦荡火种》在京城走红，起因实在是江青的播风弄雨。1963年5月江青于杭州胜利剧院观看了沪剧《芦荡火种》，通过上海市文化局索取了剧本。同年11月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在北京开会，江青特意邀请周信芳、袁雪芬、常香玉、红线女和丁是娥到中南海她的住处，当面对丁是娥说：“我看了沪剧的两个好戏，《红灯记》和《芦荡火种》，我本来想把《芦荡火种》推荐给中国京剧院，因为考虑到阿庆嫂这个人物要给赵燕侠演，所以把你们的本子给了北京京剧团。”次月，才有沪剧《芦荡火种》进京演出的事。剧组12月22日抵京，25日江青亲至大李纱帽胡同慰勉，对大家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的。”30日，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光临“人沪”，传达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意见：全力搞好《芦荡火种》在京的演出，经费由*中央华东局负责。　　上面有“线”，下面有“派”，蓝天底下的一个剧团凭什么能预知未来？团长陈荣兰并未随团进京，而是在排练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布置的新戏《人在东风里》。因主角恰恰是郭建光的扮演者张青，团长临时安排顾智春参加北上剧组，代演郭建光。柯庆施的指示无疑是对她的批评，她赶忙披星戴月奔赴京城，之后，才有接踵而至的荣耀。然而问问上海文艺圈内的老艺人，都说，那个时候他们听命于文化部，尊重周扬、夏衍、田汉和阳翰笙等，江青无法与这些人相比。　　树欲静而风不止，1964年六七月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震荡着古老的京华，京剧《芦荡火种》位列首位。几许意见，几度修改，传至沪剧团，其中包括“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等等，只是谁也不知道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更不知情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间，毛主席对文化艺术界发出了严厉而又尖锐的批评。到了11月12日，上海举行文艺会演，张春桥询问沪剧《芦》的修改进度，责令将沪剧、京剧两个本子合成一个向全国推荐，并郑重其事地 点明此乃江青同志的意见。12月，丁阿姨进京参加政协会议，带回来薛恩厚转交的由江青过目的修改本。　　那是个抹杀个性的年代，明明不需改动，偏偏逼迫修改。阿姨的不满之词俏皮而又尖刻：“这个戏要写指导员为主，等于冬瓜生在甏里面，肯定死掉。”　　一个戏一直牵扯到市委正副书记一起来管：柯庆施的意见是可以多设几条地下斗争的线，你们要超过他们，后来者居上么；陈丕显的意见是《芦荡火种》在群众中影响大，不要随便改，他们干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到了1965年3月，张春桥公开点名批评陈荣兰“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剧本不肯改动”。3月18日和19日，《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刊登了《沙家浜》的剧本，编者按说：“……经过多次演出的实践，不断听取观众意见，作了较大修改加工，强调了武装斗争的作用，使剧情更加符合历史真实，现在改名《沙家浜》重新公演。……”尽管剧本标明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原作者文牧，北京京剧团集体改编，执笔汪增祺、杨毓珉，但同时刊载郭汉城的长篇评论文章《试评京剧〈沙家浜〉的改编》。文中指出原京剧《芦荡火种》的局限：一是没有强调武装斗争的作用，二是没有把阿庆嫂的智斗提高到利用敌人矛盾以打击敌人的策略思想高度。字字句句似乎都在批评沪剧的不足。再往下，便是京剧《沙家浜》剧组以全新的姿态南下公演。在康平路会议室，张春桥面无表情地下达了硬邦邦的指示：“沪剧《芦荡火种》向京剧《沙家浜》靠拢。”而在此之前，陈荣兰还心存与京剧《沙家浜》一比高下的奢望。

第17章 乱云笼日黯神州(3)

陈荣兰向丁是娥使了个眼色，两人前后脚滑进了女厕所。陈低声说：“看来张书记要按江青同志的意见办，要我们向《沙家浜》靠拢，再提就变成反中央啦！”第二天，她又悄悄地和丁阿姨说：“我想了一夜，唱，唱不过人家；打，打不过人家。照《沙家浜》演出，没啥了。我们还是照原来的路子搞，争取张书记来看戏。”　　想了一夜，她重又回到老路上去了。陈荣兰相信艺术规律，相信领导的艺术眼光，务实内行的陈荣兰怎么想得到张春桥的“领导”是江青？于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陈荣兰和丁是娥就被踢到乡下搞“四清运动”去了。　　不久，“*”全面开始了。陈荣兰被连夜召回城里。　　山雨欲来风满楼，凭着经验和对时势的审度，陈荣兰已嗅到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土腥味，在返城前召集的会议上把丁是娥阿姨排斥在外，会后找她单独谈话，要她端正态度，交待自己的问题和揭发文艺黑线。语气里多了公事公办的味道，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丁阿姨凭感觉这一次是团长遇上麻烦，她也遇上麻烦，从中央到地方会是怎样的场面？人人自危么？丁阿姨想的是如何自救。　　揭发，历次政治运动的领导者都号召群众揭发，敦促当事人揭发，以扩大战果。“揭发”二字严重地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安全感。多少无辜的人为了让自己过关，乱说乱咬，致使运动之后成为孤家寡人，为众人所不耻。陈荣兰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丁是娥有一天也会像1957年那样反戈一击。　　“人沪”的团部，大字报铺天盖地，多数矛头指向丁阿姨，同时提出“丁陈联盟”，指责我父亲为“狗头军师”。但陈荣兰处惊不变。陈荣兰当年二十四岁进团，经过十二年的历练，由一个艺术领导的外行终成内行，爱护老艺人，培养新演员，她领导的戏数度进京，一次又一次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与接见。作为一个地方艺术团体的领导还能怎么样？过失当然不能说没有，却也找不到致命的问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能成？　　一个流言放了出来，说她“作风不正”，与曾经寄宿在团部的一位战友有染。要搞垮一个人，如果不能正面使他倒下，那么运用下三烂的手段是再灵不过了，特别是对于女性。　　那些天，丁阿姨变成了一个幽灵。白天沉默寡言，闪避他人，等下午5点以后，群众下班，团部空空荡荡，她就溜入大字报区，一张张一行行地仔细观看。电台新闻她很认真地听，《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也不肯漏掉一星一点，手边放一部《新华字典》，读不出的字就查，不理解的字也查，字典都快翻烂了，她觉得这么短短的几个月里文化水平提高了不少，但她的脑子却更加混沌：这一次运动的矛头应该是党支部、党支部书记，是掌握实权的陈荣兰，但为什么要万炮齐轰轰我丁是娥呢？是党支部的意思吗？我是被毛主席肯定的演员，两次被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1958年周总理知道我入党后，把我领到毛主席身边，主席还握住我的手说：“我们党又多了一位新同志，要好好为党工作呀！” 毛主席的谆谆教导犹在耳边，我会就此倒下吗？　　丁阿姨与父亲在突兀的灾难面前踉踉跄跄地后退，他们不敢强硬，也无法强硬。丁是娥有斑斓的历史，“反右”前的言论以及平时的角儿脾气，注定在劫难逃。解洪元一个非婚生女儿的问题，早已使他从顶峰跌落，现在要打，也只是一只死老虎而已。然而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势不可挡，任何一个人的历史，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污损，就可以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度日如年，这一天天如何去挨？敬爱的毛主席，你了解我丁是娥的处境么？尊敬的周总理，你能帮我一苇渡航么？　　每天父亲按时回家，恭候妻子共进晚餐。患难之中，他仍渴望家庭安宁，家人团聚。黄昏缓缓贴近窗户，化成了黛色的烟霭，仍不见伊人回来。他常常派几个孩子轮流去弄堂口等候，真正是望眼欲穿才望来了丁宅的主人。可是女主人面若冰霜，不苟言笑，草草扒拉几口，推开饭碗独自上楼。有几次，他劝她多吃些菜肴，反遭斥责：“侬好胃口，有心思！”　　多少次，他想说几句宽心的话，但又咽回去。自己也承受着压力，局势凶险，安危莫测，看不到前途。有一天晚饭后，两人坐于二楼走廊方桌边，说着说着女声就高拔起来：“侬昏了头，到现在还认为……”　　丁门有两女一子，大女莉莉此时已进厂当了工人，趁着家里乱没人管，与男友唐祖光逛马路去了，儿子小海窜进弄堂找小朋友了。家里只有解惠芳，没人管，就放开肚子扫荡残羹剩菜。当她听见楼上吵了起来，就蹑手蹑足上了楼梯。走廊上电灯亮晃晃，只见父亲嘴在嚅动，却听不见说什么，能够捕捉到的只有“陈荣兰”三字。只见丁阿姨拎起茶杯猛然摔在地上，恨恨地说：“侬懂啥？”　　父亲顿时愣成了石像。女佣李妈赶紧上楼打扫。　　我怜悯我的老父亲，同时我也想不通他怎么会走进丁门做丈夫。丁宅看上去人丁兴旺，但走入深处却是七零八落。丁不会生育，莉莉是抱来的，小海是过继来的，解惠芳是不名誉的产物，丁是娥是谁都不爱只爱自己的人，在男人面前永远保持着“九五之尊”的地位，他图什么呢？得到了什么？爱又存在于何处？好好的一个大男人怎么会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那个李妈，自从“揭发”他与姚灿有功，从此在丁家就有了半个主人的地位。她有地位，那他不就没了地位？丁宅内并不和谐，夫妻并不投缘，男人的自尊与女人的自傲总是碰撞，而且父亲好像在丁阿姨面前越来越低调了。　　那个李妈，在造反派勒令丁宅解雇女佣时，不仅带走了所有平时自己用过的物品，还向丁阿姨索要一百元解雇费。那个时候，丁阿姨家早已被抄，房被封，存折被冻结。上哪里去找这一百元？丁阿姨愤恨之极，指着门口挂着的一件父亲的中山装，让李妈去变卖。李妈不屑，吵闹不休，扬言要去找造反派。就在这难分难解之时，那个始终不被承认的毛脚女婿唐祖光捧出了积蓄，打发了这“半个主人”。　　熊熊的革命之火无处不在。一天，解洪元从单位回家，发现后门左右墙壁上贴着大标语:“打倒丁是娥”、“打倒解洪元”，字迹稚嫩，歪歪斜斜，与单位造反派写的不一样，而且随着他走近家门，大人孩子围了一群，叽叽喳喳的议论也让人生疑，左邻右舍中有看不过去的，小声说：“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无可救……”　　什么意思？这时，丁是娥也拖着疲惫的身子出现在巷子口。

第17章 乱云笼日黯神州(4)

黑暗中不知小海从哪里窜出来，指手画脚地说： “是惠儿贴的，是惠儿贴的……”　　惠儿？自己的女儿？……这真是叫解洪元大跌眼镜了。革命真正起来了，堡垒是最易从内部攻破的……　　走进门，没人提烧饭，也没人想吃饭，只有小海这里那里地翻饼干筒。　　天全黑了。门被撞开，解惠芳出现在门边。　　孩子就是孩子，解惠芳这个本不该出生的女孩，自她三岁进入丁宅，一直成为受气包和出气筒，烽烟四起，她在小学里又成为“黑五类”子女，学校造反派要她和父母划清界线，她回家就贴了两条大标语。标语贴完，照常出去玩，等到天黑了，肚子咕咕叫，又回家来找饭吃。父亲看见她怒不可遏，关起门来大声呵斥，心火一起抡起巴掌就要扇过去，却被丁阿姨挡住了，只听得扑通一声，高傲的丁是娥双膝一软竟跪在了非婚生女儿解惠芳面前：“惠儿……姆妈求求侬……”　　解洪元傻了，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丁阿姨拉他同跪，他倔倔地站着，不肯跪下。夫妻俩内心都有些怕，外面已经够乱的，假如内院再起火……　　解惠芳人小心嫩，脑子也单纯，在造反派的逼迫下，标语刷是刷了，却没有想过有什么后果。当母亲跪在自己面前时，吓都吓死了，捧住自己的脑袋拼命摇：“爹爹……姆妈……我再也不这样了……”　　“革命”还在进行。“人沪”内部有关陈荣兰生活作风的流言，几经传播，苍蝇变成了大象，大象又变成了迫击炮，步步紧逼着陈荣兰就范。但想不到的是陈荣兰掠掠头发，从容不迫地回答：“哪有这种事？谁看见了啦？拿出证据来！”　　会场哑然。流言本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哪有真凭实据？但是谁也不会想到，我的丁是娥阿姨会“大义凛然”挺身而出揭发：　　某日清晨，她有事早来团部，亲眼所见陈荣兰从某某房间里出来，衣衫不整……　　有人看见我的父亲缩在会场一角，头颅深深地埋入了两个臂弯中间。是事实还是空穴来风？1957年的“再版”啊，这是耻辱。虽然人人知道他解洪元主宰不了丁是娥，但毕竟他们是合法的夫妇，丁是他的老婆！解洪元恨不能一脚跺出个可钻进去的地洞来。　　陈荣兰缓缓侧转身，目光里有惊愕，有愤怒，还有毫不掩饰的鄙夷。睫毛微微闪动，仿佛是要用眼皮把丁是娥夹起来，甩在最不干净的泥淖里。她依然坦然，依然顽强，抗声回答：“捉贼捉赃，捉奸捉双，想象不能代替事实。退一万步说，我执行的是革命红线，就是有生活问题，又能怎样？”　　好一个强项令！　　丁阿姨见这一招不灵，随之又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康平路会议时两个女人在厕所里的密谈：“反中央”三字成了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明明知道“反中央”还要负隅顽抗？一时间，陈荣兰跌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使陈荣兰顶上“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革命样板戏”的特大罪状。在丁阿姨的周围，我很敬佩陈荣兰。一个女人要做到笼住丁是娥这样的艺界精英，又要把自己所管辖的团办成几进北京的样板团，还要从艺术上的一窍不通到无所不精的行家里手，谈何容易！更难得的是始终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坚强无畏。然而，上苍似乎没有给好人以平安，她被“解放”之后，在骑车去开会的路上，毫无征兆地消失于一次车祸中。命乎？运乎？呜呼哀哉！　　应该责怪丁是娥阿姨吗？说到底丁阿姨仅仅是为了自救。这种笨拙的自救方式纯粹是为了转移矛头。如果公众把注意力集中到陈荣兰身上了，那个“万炮齐轰”不就会少掉一半火力？因为运动总是要有对象，有人整人，有人被整。丁是娥原以为被整的会是当权者，可从乡下回来，她发现自己成了被党支部抛出来转移目标的对象。人在某种时候只求生存，既然你不仁，我也不义。丁阿姨也有她的致命弱点，她是那种离开了鲜花和荣誉就很难活下去的女人，有太强的虚荣心，所以也最害怕忍受孤独，最害怕被孤立。丁是娥困兽犹斗，总希望突发奇兵冲出重围。她一直是我行我素，敢说敢作的高人。　　这一次能救出她自己来吗？　　不。在那个失控的十年，她熬了整整八年，直至1973年9月才重获人民的身份，却仍未恢复组织生活。她一边是诚惶诚恐地喜获解放，一边又战战兢兢地投身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中去，非常积极地追随第一期轻骑队下乡。在公社、田头、海滩边演唱，和《追猪苗》剧组深入奉贤乡村牧场体验养猪生活。偶尔遇到老朋友射出真心的关爱：“老丁，你一定受了很多苦。”她会赶紧打断对方的话头：“没有没有，我觉得*太有必要了，我简直是重生，得到了新生。”　　我的丁阿姨确实“新生”了，她像凤凰涅。1977年1月8日，上海沪剧团悼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丁是娥主动请缨，选择了难度极高的《赋子板》，唱《鸡毛飞上天》中的“从前有个小姑娘”唱段，共有八十八句。停了十年的嗓子初试失利，吐字和嗓音都沉湎于哽咽的干涩之中。1960年，这个戏的成功曾使丁是娥在编演现代戏上登上了一座高峰，也使她在唱腔设计上登上一座高峰。这一出根据建襄民办小学教师吴佩芳的先进事迹编写的现代戏，刘少奇主席看过，周恩来总理也看过，他们都给予肯定，总理称赞它“刮刮叫”。什么叫“刮刮叫”？这就表明周总理是丁是娥的艺术知音，是襄助她事业发展的“贵人”，周总理的仙逝怎能不让她伤心？热泪一串串，一上台就失去控制。有人说她再也回不到十年前了，丁阿姨沮丧极了。父亲劝丁阿姨别着急，他认为难度固然是一个问题，十年未登的高难度唱腔一下子要上去是不容易，但心里极度的悲伤也是原因之一。他鼓励她抛开闲言碎语，拂去冷雪冰霜，一次次调整心态，一回回冲上聚光灯的中央。也许心灵力量是最伟大的，丁阿姨有我父亲这样一个家庭艺术指导与心灵牧师，真不知是几世修来的福气——父亲把自己“化”在丁阿姨的成功里了。这是牺牲，但父亲并不这样认为。他把丁阿姨看得比自己重，把她的成功看得比自己成功更高兴。就这样，共过患难的夫妻有了心心相印的默契。丁阿姨经过几度调整，终于找回了从前的感觉，再度唱红上海滩，电台录音，电视录像，街头巷尾传唱“从前有个小姑娘”。　　1978年8月，丁是娥出任上海沪剧团团长。作为演员，她刻意驰骋于红氍毹，作为一团之长，她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已经五秩晋五，观众的怀旧是暂时的，喜新厌旧是铁的规律。1980年2月，电视里播放着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当播到为刘少奇*昭雪时，解洪元丢下饭碗，拍起手来，紧接着劈劈啪啪的鼓掌声在饭桌上响成了一片。话题自然而然地引向了《芦荡火种》。春风又绿江南岸，应是“芦荡又绿，火种重燃”了吧？丁阿姨一激动就提出重演阿庆嫂。等到她提出，剧团的同仁问：“侬的身体来事（行）勿？”这一年，丁阿姨连动两次大手术，恢复不好，刀疤还在隐隐作痛。万一用力用得刀疤爆裂？但丁阿姨想做的事谁也挡不住。后来连医生都说可以一试时，就别提有多开心了。剧组成立了，基本上是二十年前的原班人马。

第17章 乱云笼日黯神州(5)

说“基本上”，其实也就是缺了饰演县委书记陈天民的解洪元。这时，我父亲查出喉癌要进行手术。但父亲也被这件事鼓舞着，执拗地要求医生推迟手术日期，坚持到排练场当艺术顾问。　　癌病是无情的，当全剧进入内部排练时，父亲被勒令住院，切除声带，改道气管，何况还不知道是否已经扩散，吉凶未卜。4月8日是《芦荡火种》正式公演的日子，丁阿姨奔波在剧场与医院之间，辛苦可想而知。但就在临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丁是娥在后台化妆，接到解洪元从医院带出来的一张字条：　　“你明天无论如何不要到医院来……你只要把戏唱好，我就安心了。”　　丁阿姨的眼泪夺眶而出，从上过油彩的脸上落下，哗啦啦，止也止不住，她是真心感动，并也真的是不放心动大手术的我父亲，她让弟妹们转告：“我今晚一定把戏唱好，明晨不去探望。”　　患难见真情，彼此多了一份相知。丁是娥人前人后开始对解洪元有了一份尊重，彼此都清楚对方最希望的是什么。丁阿姨夜戏散场后，虽然静卧在床，但却是睁着眼睛到天明，听着时钟滴答滴答一分一秒地走着，她恨“时间像乌龟一样爬行”，人没有去，可心去了医院。说起来，丁阿姨也不容易，她的创口时时要作祟，常常有人钦佩她“捧着肚子唱戏”，有一份常人没有的坚强。丁是娥说过：有爱的地方才有事业。演员热爱艺术，要像爱情人那样去爱，倾其一生之爱，这艺术才能化为事业，这事业才会有辉煌。　　幸好父亲的喉癌没有扩散，但他从此被癌魔夺去了声音。一个演员，曾经拥有得天独厚的铜喉金嗓，曾经创立了黄钟大吕般荡气回肠的解派唱腔，可是现实却要让他失声，连说话都只能发出气声，永远地与舞台无缘了。他还能做什么呢？就像他对丁阿姨说的那样，我就做她的后盾吧。支持丁是娥把工作做好，把戏唱好。　　1981年丁是娥力排众议，推出再现金嗓子周璇遭际的新戏《一个明星的遭遇》，并众星拱月地捧出了十九岁的新人茅善玉，新的西装旗袍戏，新一代的金嗓子，瞬间走红浦江两岸。翌年五集沪剧电视连续剧《璇子》问世，开创了沪剧电视连续剧的先河，并于1984年摘取了全国最佳戏曲电视连续剧“金鹰奖”的桂冠。茅善玉与越剧茅威涛并称“江南二茅”……　　1982年9月，建立上海沪剧院，丁出任第一任院长。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丁是娥主持排演《野马》（根据同名评剧改编），剧情为后进青工在团支部的帮助下由“野马”转化为“骏马”。丁阿姨扮演青工之母。戏公演后，一些失足青年仰慕丁是娥，给她写信求助，其中有个丁伟，失足后觅不见立足之地，丧失了生活的勇气。丁是娥接信后带着《野马》的主演一起去探望，并帮助他联系了红锋五金电料商店，使丁伟逐渐走上正路，成家立业。这样的事有很多，广为传播，使丁阿姨在舞台逐渐退隐之时，在社会上重新找到了自我，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公众人物，她学会了遵循社会的意志，去做许多有益于公众的事，努力去影响社会风尚。　　也许台上与台下原本没有太大的差别，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人生。丁是娥复出后重名轻利，她把补发的“*”中的两万多元工资拿一半交了党费。她公私分明，动用公家车辆，车资从工资里扣除；担任各种评委，一概谢绝礼品；连最宠爱的小孙子去电视剧拍摄现场看她，旁人塞给孩子一袋橘子汁，她也立即索回，把自己的一袋给了孙子；她的女婿唐祖光工伤失明，她对工厂的领导表示，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愈后保持面容端正。一桩桩一件件，涅后的丁阿姨竭力地重塑自己，规范自己，约束自己和家人，把做人和做戏和谐地拧到一起，力求成为沪剧界乃至全社会的一面熠熠生辉的旗帜。　　丁阿姨真是一只凤凰么？我记起有人背后送给她的一个绰号：假人头。丁阿姨的真真假假，连我也迷蒙不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