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习惯去后台门口苦等,也不去围观,但也深追袁滨忠这“一颗耀眼的星星”。我上高中时,十分注重时间安排,分秒必争。无论是白天、晚上,还是平时、周末,那怕明天要大考,我都会挤出时间去看戏。有时实在觉得无戏看了(因为附近演的戏都看过了,那时一部戏总要演一段时间,不象现在只演几场就收场了),只能把已看过的戏再拣一部“炒冷饭”——重看一遍。所以袁滨忠的某部戏,我往往会不止看一遍。 我这样迷恋看戏,父母说我“太过分了”。我少不了经常挨骂,还给父亲打过几次。当我在学期中或期末向父母出示我优良的学习成绩报告单和学校授予我优秀学生的奖状时,父母无话可说了。只是再三叮嘱我,不要总是没日没夜地看戏,要注意身体健康。其实父母也爱看戏,我从小是他们和邻居们“带出道”的,不过我比他们迷恋的程度更深罢了。 我一直生活在市中心黄浦区,大部分工作经历也在黄浦区,与黄浦区结下了不解之缘。“文革”以前,黄浦区及其周边地区,剧场特别多,给我看戏着实提供了方便。当年袁滨忠一直是在黄浦区的“国泰”(早期演出场所)、“新光”、“中央”、“国联”、“黄浦”、卢湾区的“大同”、静安区的“瑞金”、“红都”、虹口区的“群众”等剧场轮流演出,“中国”、“大众”和“大世界”等剧场偶然也去过。我基本上是步行去看演出的(为的是省下几个车钱,留着还能看戏)。就是略为远一点的“瑞金”,也走着去;“红都”、“群众”和“徐汇”等剧场,只能乘车去了。只要是袁滨忠在那里演戏,我追“星星”就追到那里。 记得1959年沪剧《雷雨》名家会串演出时,我已上初中了,吵着要父亲去买戏票。父亲千方百计地托朋友,觅来一张票。我兴奋得跳了起来,一把抢过戏票就牢牢地藏起来,生怕别人拿走。好不容易等到开演的那一天,一个人就兴高采烈地看戏去了(以往总是与大人一起去的,这次以后我就不要大人陪同,自己开始独立看戏了)。戏中八位名演员的唱腔深深地吸引了我,其中袁滨忠的新腔“飞向我们的新世界”更是让我感到耳目一新,听得我如痴如醉。从此以后,凡是他演的戏,我几乎一只不漏看。 如今我有时同戏迷朋友们谈到袁滨忠时,还绕有兴趣地讲述了当年我学生时代热爱“袁派”的另一些往事: 放学或是外出回家路上,如果听到商店里收音机在播放袁的唱段时,我会情不自禁地停住了脚步,仔细地听,默默地记。这时,两眼虽然盯住柜台,但柜台里有什么商品,价格是多少,我根本就不在意。营业员见我看了多时,就问我,“小弟弟你要买什么?”我一边摇头,一边还在脑子里记着袁的唱腔和唱词。等我心满意足地听完了戏、并对这个营业员友善地笑了笑,表示谢意,才高兴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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