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腔绕梁—再忆“滨忠”

我是1959年上初中时，在九江路上的“人民大舞台”看了沪剧名家汇演《雷雨》，袁滨忠在剧中饰演二少爷周冲后，才对他独有情钟的。从此“迷”袁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和其他青年沪剧观众一样，都把袁滨忠当作“一颗耀眼的星星”（现在称“偶像”）来追捧。追捧的程度不亚于现在追大牌流行歌星的“粉丝”。

那个年代里，娱乐活动少而单纯。根本没有电视机，经济状况略好的家庭，能买个收音机听听已经不错了，有的只能自己装矿石机来听，有电唱机的，能买几张唱片的极少，有录音机的凤毛麟角，更是稀罕之物，一般只有专业单位才有，因此上剧场看戏听曲成了好多人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当时上海各剧种大大小小的剧团有好多，一些不知名的小剧团和演员也能卖座（不然怎么生存？），不要说看名角了。你要看大剧团和名角的戏，一是买票难，往往是一清早就在剧场门口排队，有的甚至是通宵等候买票；二是等退票难，一张热门的戏票搞到本就不容易，谁舍得无缘无故去退掉。

记得六十年代一个星期天上午十时左右，我经过静安寺的“红都剧场”（现恢复用原名“百乐门”）门口，海报上贴着爱华沪剧团袁滨忠等演出沪剧《父子恨》的信息。只见长长的买票队伍一直排到愚园路转弯（当时我没时间去排队，后来他们在大同戏院再次演出时才补看的）。这种情况，是袁迷们司空见惯的。还有一种情形，不管袁滨忠在什么剧场演出，在开场前的一、两小时前，剧场外面人特别多。不外乎是等退票的和已经有了票、但在等候同伴的。观众一直是人潮涌动。我记得他在新光剧场（现为新光影艺苑）演出《苗家儿女》时，行经在宁波路和广西北路上机动车很难通过。在中央戏院（现为市文化宫剧场）演出《桃李颂》时，北海路和云南中路上人头挤挤；还有一次我去瑞金剧场（现因市政工程需要，剧场已消失）看他们演出的《恩仇箭》，剧场门口人多不去说，就在离剧场约三百米左右、位于延安中路上的71路公交车站处，也有人手持人民币在等候，希望有下车的观众出售退票。爱华沪剧团和袁滨忠的戏就是这样吸引人。

据了我解，喜爱“袁派”的青年观众来自杨浦区的最多，因为该区大厂多且集中，有的全班组工人几乎是倾巢而出一起来看戏。这是一位住家、工作在杨浦区的朋友薛先生对我说过：“爱华”团部驻地也在该区，因剧团条件有限，故经常借杨浦文化馆排戏。作为名演员的袁滨忠，为人和善，平易近人，经常乘排戏的间隙，在馆内辅导业余演员。而业余演员又是青年人居多，接触多了，他们深爱爱华沪剧团和袁滨忠，所以许多青年观众来看他的戏是不足为奇的事了。

当时还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爱华”演出剧场的后门口，夜场散戏后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寒冬酷暑，基本上天天都有一群群青年观众在等候演员出来。他们有的希望能一睹袁滨忠和他的“黄金搭档”韩玉敏在舞台下的风采，有的希望能得到他们的亲笔签名，有的希望跟他们走一段路，和他们交谈几句。袁和韩也非常乐意地和大家交谈，尤其是听听大家对演出方面的意见，这是青年观众们认为最愉快的一件事。袁滨忠的夫人郑威娥女士也曾对我说起过这样一件事：一天夜场散戏后，他们夫妻俩一走出后门就给热情的观众围住了，动都不能动。刚巧有一辆三轮车经过（那个年代很少有出租汽车），在剧场纠察（现在称为保安）的帮助、护卫下，他俩硬挤出人群坐上去。可是车子立即被包围了，人群几乎要把车子掀翻了。他的一位老同事也曾对我说起过，袁滨忠会利用时间“找缝插针”，去看兄弟剧种的演出，目的是学习、借鉴他人之长，来为我所用。一次晚上他难得有空去看合作越剧团的演出，开场没过多久却被周围的观众发现了，场内一下子轰动起来。台上戚雅仙、毕春芳的表演是够精彩的了，但挡不住台下越剧观众对袁滨忠的热情：前面的观众站起来向后望，后排的观众涌上来往前围，楼上的观众也朝前走，人声鼎沸，眼看台上演不下去了。袁滨忠在剧场工作人员的守卫下，只得在挡出一条路中离开了剧场—戏看不成了。

这些就是热爱袁滨忠的观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