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文明戏班出来后,我在家大约空等了半年左右,朱炎介绍我拜丁婉娥为师,但丁要些一百元拜师金,我家里拿不出。当时我阿姐有个朋友叫三囡,是顾泉笙的学生,知道这事情后,就说介绍你去拜顾泉笙为师,可以一文不要。于是就去回绝丁婉娥说拿不出拜师金而不拜了。谁知丁婉娥老师说,不拜师不行,因为已经向前台说过聘请一个新的演员要来了,并给我做好了一套红的二面缎服装,并在《火烧百花台》中安排我担任大小姐一角,故而一定要拜丁婉娥为师,条件可以降低到“压贴钱”不要,只买香烛、馒头糕,并讲好第一年所赚钞票全归老师,第二年第三年一人一半。
我拜师是在1938年阴历面月初八。那年我十六岁,即参加“儿童班”及“大人班”演出,前后其约半年左右。
记得拜师的第二天早上,我开始学戏,由“儿童班”里的丁贞娥教我唱一只《双人开篇》,内容从一到十,再从十唱到一。中午汪秀英拿了把胡琴帮我“套家生”,教我出口起唱只要记住一记板、二记板的特征,日场就上台唱了。当时“儿童申曲班”里由丁是娥顶正场(那时她叫小婉娥),挨下来是小秀英(汪秀英),小秋秋、丁贞娥、小介林等。
在“儿童申曲班”我是后来人,听人家说,丁婉娥老师平时教徒是很严格的。有一天,丁老师坐在当中,我和阿是娥分立两旁,戒尺就放在桌上,由阿是娥教我《摘石榴》,她一只“肩胛”教一遍,我跟着学一遍,不清楚可以问,然后再教第二只“肩胛"。记忆中老师要我在一天之内把《摘石榴》全部学会,于是只能晚上睡在搁楼里再向阿是娥请教。
我在“儿童申曲班”里,大都是唱开篇和做大戏中的配角,小戏没有开过。我进“儿童班”不多时, “儿童班”就宣布解散,丁老师叫我进“大人班”,老师是班里的当家花旦,小生是解洪元。有一次演《玉蜻蜒》,我演芳兰丫头。重头戏是邹月娥唱的,一天邹突然病倒,临时决定明天由我代上去,于是对我说了大概戏情,并规定我明天至少唱半小时,回家后挖空心思想句子,幸喜我到申曲班后也曾学到些关子,到了第二天总算唱得还可以。
1939年春节期间,由朱一鸣来叫我参加吴金舞当局的申曲班子,到南翔、青浦、诸翟一带跑码头,同班的女演员还有沈金娣、张月娥等。后因有个保安队中队长点“翻牌”,讲下流话,我心里害怕,不肯唱,只得睡在庙里烂泥地上装生病,第二天改扮成乡下姑娘,走了十八里路,坐船逃回上海。后来在西摩路、先施公司、新雅社、一乐天、大新公司等地演出,最后进了“鸣英剧团”。当时,鸣英剧团除卫鸣岐、石筱英外,还有钱逸梦、赵春芳,杨美梅等人。
我记得随“鸣英”到过两个场子。一是大新公司演出《阮玲玉》,我演小玉,还有《黄慧如与陆根荣》,我演个倒马桶的佣人,这些都是“时事新闻戏”。二是随鸣英剧团进“中南剧场”,是阿是娥主演《花落人亡》。记得一天日夜场之间,大家叫我唱京戏,我就唱了段大花脸的唱腔,因为当时我年轻,嗓音比较宽厚响亮,结果唱好以后,有人给我取了个绰号叫“金少山”。那时要使自己的唱送得远、发得响,就经常乘场子里未曾放客时,一个人在台上练,有时还去问开电梯的老伯伯: “我在台上唱,依听得见吗?喉咙响吗?字清楚吗?”当时没有扩音设备,这样唱现在想来,也是一种练功的方法。
第二次进“鸣英"是1941年夏天,在东方书场,大约唱了半年。记忆中我在“鸣英”还唱过《女落庵》,这只戏比较难唱,我老戏底子又薄,因此只能跟杨美梅回家去睡,请她把句 子“拍”给我,当中还有一段“叹五更”,需要强记硬背,第二天早上又化了半个多钟头讲一讲,日场就上台演出。好在那时年纪轻,接受能力和记忆性都好,所以演出也还能过得去。
1942年文滨剧团去天津,剧团女演员王雅琴、凌爱珍不去,故筱文滨派人来与我商量,借我去唱王雅琴的打炮戏《忐忑夫人》,从此我就一直在文滨剧团。1946年以后,有些原来在“文滨”挑过大梁的演员纷纷离团,自立剧团,这对我多少有些影响,故在1947离开“文滨”,1948年9月与赵春芳、钱逸梦、赵云鸣等组成“正艺剧团”,演出于龙门戏院,直至解放。1949年下半年与赵春芳、凌爱珍、金耕泉、丁国斌成立了“勤艺沪剧团”,1958年划归宝山县领导。这便是我从事沪剧事业,从学艺到自组剧团的全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