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故事的人确有不同的故事

在网上看到熟悉的朋友在卖一些材料，是某人在文革中写的交代材料等。于是私下一问，说是还有一本日记，一共几百元钱。去他那里付款取货时，本来嫌那本日记本有点贵，但翻到某页上有范青凤名字，想想或许还会有些发现，那就不犹豫了。

回家细看，才知有故事的人确有不同的故事，材料和日记的作者确实在上海好几个文化单位工作过，所以他所说的人和事，有些就刚好是我关注的。

在百度上找不到他的简历，看了他的交代材料才知现在用的名字不是他的本名，现在的名字是他在地下党时期改的，为了叙述方便，我还是用他的本姓，叫他陈先生吧！

陈先生是贫农出身，从小到上海当学徒，后来自学文化，又进了共产党办的学校读书，参加了共产党。上海解放前夕，因身份暴露，被转移到苏北去，进了华中党校。上海解放后回上海参加工作，还被保送进了上海音乐学院，后来又进上海歌剧院工作。因为他是党员干部，又经过文艺专业训练，所以尽管他有意干专业工作，想提高业务水平，但在文革前他一直在文化单位做政治工作。我在他写的材料中知道陈先生从上海歌剧院调到前进沪剧团，又调到红旗锡剧团，又被调去艺华沪剧团帮忙，回红旗锡剧团后不久，文革开始，他在被批斗的同时也揭发了一些他认为有罪的事，于是留下了我所感兴趣的故事。

陈先生在前进沪剧团做政治工作，前进沪剧团当时领导人是筱兰根、筱采霞，而陈先生的顶头上司是黄浦区文化局领导人流泽，也就是当过上海市人民京剧团和上海市人民沪剧团首任团长的老干部。据陈先生的交代材料中说，流泽与筱兰根、筱采霞关系不错，准备发展筱兰根、筱采霞入党，后来此事未成，当然也有多种原因，但陈先生的态度也是原因之一。文革中陈先生倒未指责筱兰根、筱采霞，只检查自己对这两位在思想上帮助不够，于是在当时他又被指责包庇筱兰根、筱采霞。

前进沪剧团后来划归上海县文教局领导，在陈先生工作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内，搞了几出戏，但因当时正值三年特殊时期，所以流泽说“吃饭就是政治问题”，不搞点能卖座的戏，剧团无法生存。于是前进沪剧团上演《借黄糠》、《陶福增休妻》、《杨乃武与小白菜》等传统剧目，又受领导影响，推出新戏《结婚进行曲》、《龙凤花烛》。陈先生出于本身的政治水平，刚开始还有所抵制，后来在剧团经济压力大，内部矛盾解决不了的状况下，只有服从领导决定。当然，这些事在文革开始后就成了一种罪行。

陈先生后来去红旗锡剧团二团做政治工作，当时红旗锡剧团有一团二团之分，正值一团演《红花曲》颇受欢迎，陈先生安排编剧冯允庄（即苏青）改编移植山东吕剧的《岭上春》。不料这时文化局（应是管辖红旗锡剧团、艺华沪剧团的黄浦区文化局）调他去艺华沪剧团搞反映越南战争的《南方来信》（又名《阿霞》）。等他回到红旗锡剧团，说《岭上春》已在彩排时被否定了，陈先生为争面子，要与一团別苗头，再度组织人员出点子，坐镇排练场，上演了《岭上春》。不过由于当时风气已变，这出戏被说成是“阶级调和”的一出坏戏。

陈先生在艺术业务上一直想做点实事，他在红旗锡剧团二团看到《女巡按》时，根据观众反映，于是把谢瑶环由死改为不死，还加官团圆，把悲剧改成喜剧，让观众看了不闷，愉快地离开剧场。这个改法自然在文革开始后成了毒害工农兵的罪行之一。

在交代材料中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在揭发材料中也有一些只有看过档案才知情的人说的话，如陈先生有一份在批判冯允庄（即苏青）大会上的发言，其中说的有些事就可补充现在所写的那几本《苏青传》的不足，由此也知陈先生在当时是有资格去看苏青的档案的。

陈先生的那本日记其实不是记的个人生活日记，而是他的一些开会和听领导报告的记录，其中有些内容可成为一些历史线索，如范青凤、谭莲芬、孙滨雄、石文英、夏月亭在当时处于什么状况，王雅琴、邢月莉、赵鸿声等当时的住址都是可佐证一些说法的铁证。

有幸撞见陈先生的手迹，有幸因陈先生知道了那个时代的一些事。

文献不灭，总可校正一些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