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袁雪芬的越剧改革想到……

从袁雪芬的越剧改革想到……

1942年，是袁雪芬的改革年，这年的10月起，大来剧场演出《古庙冤魂》，开始越剧改革。合作者有演员张桂莲、王银凤、张桂凤、陆锦花、梅月楼、沈月凤等，首次成立的“剧务部”中的编导、舞美人员有于吟、韩义、蓝明、白涛等，后又增加了南薇、吕仲、徐进等。此剧幕外戏尚用幕表，幕内戏则全部用完整的剧本。这是在越剧界首次建立起正规的编戏、排戏制度；废除幕表制，使用完整的剧本；废除衣箱制，参照古代绘画，根据人物身份设计服装；打破传统的舞台形式，采用立体布景、油彩化装、灯光、音响，率先在中国戏曲中建立了编、导、演、音、美的艺术机制。

当然，在此前也有姚水娟在1938年时聘请樊篱编剧，开创了女子绍兴文戏自设专职编导之先河。演出新戏《花木兰代父从军》，正式打出“越剧”牌子，在灯光、布景方面也有新的突破。英文《大陆报》为此发表评论。这是外文报纸首次介绍中国地方戏曲。1941年6月11日，姚水娟在卡德戏院演出时装戏《啼笑因缘》，这是越剧首演时装戏。正因姚水娟等也有此改革，由此引出了后来所谓越剧改良与改革的分期争议。

再来看看沪剧的改革，1930年3月16日，为改良申曲，上海市申曲歌剧公会筹备会成立。又演出了大量取材于时事新闻和电影故事的时装戏，如《黄慧如与陆根荣》、《阮玲玉之死》、《空谷兰》等，这些剧目的演出，为剧种的艺术特点形成打下了基础。而在1938年，著名沪剧艺人施春轩为首的上海施家剧团以幕表形式改编演出沪剧《雷雨》，则是沪剧最早演出新文学作家作品的大戏。这些比越剧舞台上演出时装戏都要早了好几年。

到1934年11月28日，上海申曲歌剧研究会正式成立。而在当时的沪剧舞台上已有了软片布景等装置，比早期越剧舞台上的“一桌两椅”也要领先了好几年。越剧到1940年12月30日才使用硬片布景，打出“戏情话剧化，布景电影化”的广告，这与1941年上海沪剧社的改革仅相差十天，而实际舞台改革的进步是相差了一段时间的。

到1941年1月9日，上海沪剧社在皇后剧院演出由戈戈根据美国同名电影《魂断蓝桥》改编的沪剧，申曲自此开始改称“沪剧”，当时演出强调十个“化”，即∶导演电影化、剧本话剧化、表情艺术化、唱词申曲化、布景立体化、灯光科学化、服装时代化、道具美术化、化装舞台化、配音写实化。从想法上来判断，当时由王雅琴为首的上海沪剧社同人是有创新意识的，也对沪剧走向现代化进行了划时代的改革。

有意思的是∶当时沪剧社聘请的编剧戈戈，也在8个月后的8月19日，为姚水娟领衔的越华剧团在龙门大戏院编演时装戏《大家庭》，这出戏还请张石川导演、陈明勋置景并任舞台监督。嗣后，姚水娟又聘请电影界人士编导了几出戏：《新牛郎织女》（戈戈编剧，李萍倩导演，姚天炎装置）、《魂归离恨天》（戈戈编剧，卜万苍导演）等。可见戈戈对沪剧、越剧的剧本化改革是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的。

看了1940年到1941年的戏曲史料，看到了当时戏曲改革的动向，我认为∶抗战兴起，孤岛时期的上海所谓半殖民地文化在原来与西洋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上海地方戏曲改革在形式上偏向话剧、电影，也是因为当时一批留洋人士以话剧、电影形式来宣传新文化、宣传民族正气，到这个时期正好可以自由发挥，于是，才有了地方戏曲在这片三不管地带让新形式、新内容慢慢崛起，几年后成为不可灭绝的大剧种，不但是沪剧、越剧，当时在上海的宁波滩簧也在这时形成了现代甬剧的雏型。而这一个特殊的改革时期也只有在上海才有这种机遇，在当时人才济济的重庆、北京、广州都没有这种改革与发展，可见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风云际会了。

现在的戏曲改革也有一个空间，但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改革都是有一定的时空范围的，因此，也希望有识之士能具有合适的创新意识，在上海创造自己新的改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