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周良材先生的回忆

转贴一个帖子，这是周良材先生的回忆，在日本的一份研究中国戏曲的学术杂志上登载，周良材先生讲出了这样一篇有价值的回忆，使我们从中可了解一些历史情况，吸取一些教训，对今后的历史演变会有些概念。

亦嗔亦喜的艺术人生
周　良　材
前言
1987年秋，为了筹集编修《上海沪剧志》的经费，由我牵头，以《中国戏曲志·上海卷》编辑部名义，组织了一台该剧种各流派创始人集体“大会串”，演出了传统同场戏《陆雅臣卖娘子》。所有名角，全部登场，概莫能外。这一“千岁名人演百年老戏”的盛举，由于阵容特强，名伶云集，广告一出，八方轰动；加上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等传媒捧场，因而观众如潮，盛况空前。特别是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的沪剧迷更是为了一饱眼福，求得戏票，甚至通宵排队。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会演结束不久，丁是娥、石筱英两位大明星因患癌症而相继去世。于是这次演出就成为千古绝唱，所有音响、形象资料也成为珍贵的历史遗产。
此事震动了所有健在的名流。他们迫切地希望组织起来，成立正规剧团，不仅自己可以继续发挥余热为观众服务，更想多留些永久性的顶尖资料传给后世，以丰富滩簧戏的艺术宝库。
首先正式向我提出的是前上海沪剧院副院长、邵派创始人邵滨孙。在这以前他们曾酝酿了一个初步方案：拥我出来当团长，负责组织人事、艺术总监；副团长分别是邵自己（负责财务）、王派创始人王盘声（负责业务）、赵派创始人赵春芳（负责演出）；剧团委员分别是“沪剧皇后”王雅琴、杨派创始人杨飞飞、汪派创始人汪秀英以及小筱月珍与韩玉敏。这八位顶级艺术家早在上世纪40、50年代，已经是大名鼎鼎，不仅“追星”观众成千上万，而且桃李满天下，门人遍及各个省市。象这样的铁打“阵容”，别说沪剧史上前所未有；即使在全国300多剧种中也不可能有一个剧团能囊括整个剧种的“大腕”。因而可以说此举在中国戏曲史上是空前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我们终于订出了一个以“继承性、示范性、探索性”为总方针的具体规划，并在政府有关部门登记注册，于1989年国庆节正式对外公演。
公演以前，我们隆重地召开了成立大会与新闻发布会。前来祝贺的各界人士，济济一堂，正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其中最为活跃的是两省一市（江、浙、沪）的传媒记者。他们从不同侧面、各种角度提出问题。而问我最集中的是：“凭什么他们一致拥您出来当团长？”“您有什么‘秘密武器’驾驭这个顶级的、明星如云的剧团？”
我告诉他们：第一，我完全有信心、有把握带好这个剧团；第二，带好剧团不是靠“秘密武器”而是靠掌握规律。对于这，不是今天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如果你们有耐心，等我退休以后写出回忆录来才能给予满意的答复。
光阴荏苒，10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已进入耄耋之年。退休后主编与编写的各种剧种史志也相继出版发行了；如今已是野鹤闲云、超尘脱俗。完全可以腾出时间，详详细细来回答当年记者们提出的问题了。
一　民族危亡　文化遭殃
人人都有童年。但当代的年轻人也许都有个幸福的、欢乐的、可供甜蜜回忆的童年；而我们这一辈的大多数则不但没有，而且有的却是悲惨的、苦难的童年，一个不堪回首的童年。
我生于1929年夏，越两年，即1931年，在祖国东北发生了“9·18事变”。日本侵略军铁蹄长驱直入，蹂躏东北三省，亿万中国难胞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到处流浪。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一曲裂肺撕心的流亡歌曲，传遍祖国大地。此时此刻地处东南隅的上海人民，面对肆无忌惮的日寇暴行岂能无动于衷！因而敌忾同仇，与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一起掀起抗日救亡运动。而此时恼羞成怒的日本侵略者立即出动大量轰炸飞机、违反国际公法，对上海城乡进行狂轰滥炸。即使是门口挂有红十字旗帜的医院、学校等非军事目标也无幸免；特别对难民密集的车站、码头更是倍本加厉，许多城乡建筑，顷时变成一片废墟……
时年我只有三岁，我家何时从松江县城逃到老家天马山镇，我无从记忆。当我懂事的时候已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只记得七、八岁时一天傍晚，我们全家正进行晚膳。突然，警报声起，敌机又来，一个炸弹落在附近，顷时家中墙坍屋倒，满镬米饭，全给顶瓦覆盖。全家人黑灰满脸，夺门出逃，根本不知今夜何处用膳、那里住宿！
逃难路上，敌机猛追，低空扫射。在我们前后，不少乡亲中弹身亡，一时哭声震天，尸体遍地……此种悲惨场景，虽已过去60多年，但每一忆及还历历在目，终身难忘。
然而，这种惨状，还只是“空对地”的远距离暴行，没有到面对面的烧杀淫抢。几个月后的11月5日，日本海军从杭州湾登陆，直扑松江，不久上海全面沦陷。那时的我，就真正沦为一个十足道地、受尽凌辱的小小亡国奴。
记得，某天深夜，我们在青浦舅父家中，两名喝得酩酊大醉的日寇，突然闯入宅门，要来奸淫我的表姊。表姊闻讯投河外逃，我家所有人员全都跪在地上。两个醉鬼也只顾追赶表姊，顺手用刺刀刺伤舅母后直奔河岸。事后我表姊说，那时不知什么力量能使她游过两条小河，才得免遭凌辱。
之后回到老家，又听说邻居大娘在被日寇轮奸时还硬逼她丈夫在旁观看，此类绝灭人性的兽行，在当时神州大地实在擢发难数。上述我亲眼目睹的这些见闻，比起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浙江细菌战”来虽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但对我来说，在脑海中却永远难除。
其实，这场灾难对日本人民来说，也是深受其害。值此纪念广岛、长崎被炸59周之际，愿我们这一衣带水的邻邦，以史为鉴，永不再战。特别听说日本《朝日新闻》最近出版了一本题为《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新书，是长期受自己心灵谴责、亲自参与从中国活人身上挖心切肺的当年侵略军人撰写的忏悔录。此举使我更有信心，咱们两国人民一定会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因为是人，总该有最起码的人性嘛！
哲学上所谓“一分为二”是指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这场深重的民族灾难，竟使我与上海土生土长的沪剧剧种结下了不解之缘，为我后来专攻滩簧戏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沪剧，作为已有200年历史的剧种，在抗日战争的30年代，早已渡过了它幼年的形成期、发展期而进入了有编导、音乐、舞台美术的申曲阶段（即成熟期）；它又有较完整的综合艺术，且在游乐场、剧场里拥有大量观众。余生也晚，又生长在上海郊县。如果没有抗日战争，迫使“时光倒流”，艺术倒退，绝对看不到它原始时期的支锥板和对子戏。然而，如今国破家亡，绝大多数沪剧艺人为了逃生，只得匆匆忙忙，拿了简单的胡琴、鼓板等“吃饭家生”流浪在广袤的农村田野边逃边唱。他们既无戏装，又无道具，迫使他们三五成群，重演初创时期人员极少、情节简单的对子戏和支锥板，如《卖桃子》、《卖红菱》等等。而此时广大难民也如进入了“文化沙漠”地带，上有敌机轰炸，下有枪林弹雨，一日三餐尚难维持，对艺术享受，更无多奢求。如能有相对平静的环境，有个戏班子来演出，送来精神食粮，已经是喜出望外， 哪里再有额外要求？斯时，10岁左右的我，根本不懂得这种非常时期的简陋演出是艺术大倒退，因而常常跟在大人后面观看此类最原始、最粗糙的戏剧，认为是一种最高的享受、最大的幸福。
可别小觑这类散班的演出，一来因为当时观众在“文化沙漠”里，别无选择，二来因此类小戏贴近人民生活，特别是反映了农民中的恋爱婚姻问题，因而深受群众欢迎，每次演出观众如潮。每场结束后观众还不愿让演员离去，争相出钱“点翻牌”。“点翻牌”者，即看戏的一方主动再要求续演他们所喜爱的剧目或唱段。唱什么，怎么唱，则由出钱者自由来“点”，这时，收钱的一方——演员必需服从。就是这样，一方愿“点”，一方愿唱，一演再演，兴尽方休。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俗称“两头红”，即从当日太阳落山演到次日太阳初升）。我们这帮孩子也经常不知疲倦，奉陪到底。在此时期，我几乎看遍了所有的传统老戏，这里有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卖红菱》、《拔兰花》；更有双方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的《摘石榴》、《拗木香》；有年轻寡妇重新改嫁的《磨豆腐》、《小寡孀粜米》等等。所有这些不啻是给我上了基础课、启蒙教育课，对日后当政府“戏改干部”、搞学术研究、编史修志大有裨益。
这帮逃难的流散艺人，只要日伪不来乡下骚扰，时局相对平稳，他们就走到那里，唱到那里，到处都受到欢迎。因为唯有他们能给在日军铁蹄下的苦难百姓带来欢乐、带来精神食粮、带来感情上的满足，真所谓“黄连树下操琴——苦中得乐”。但是，别以为他们可以日日给人欢乐，时时可以赚钱。若一旦遇上日寇、伪军、汉奸恶势力则小难打骂、敲诈，大难被杀戮、奸淫。当时有个锡剧散班遇到“抽壮丁”，男的全部被送往东北开矿做苦工，女的全部充作“慰安妇”，没有一个能逃出魔掌。
解放后，特别是我当“戏改干部”后常与一批艺人谈及往事，他们仍然情绪激动、热泪盈眶，不堪回首。后来才知道，当今沪剧艺坛上大批名流如解洪元、文牧、杨飞飞、丁是娥等等都有过这段惨痛的经历。无怪1952年我们在民主改革期内组织一次“控诉会”，全场哭声震天，悲愤填膺，尤其是亲受凌辱的女演员更是怒火中烧、发指眦裂，旧恨难平。
如前所说，在这长达8年的苦难生活中我亲眼见到了沪剧最原始的演出形式，了解到这个剧种起源、沿革的一些基本轮廓，这个意想不到的额外收获，不但对我日后从事戏剧工作十分有利。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同情艺人、贴近艺人的根子，常常不知不觉地站在他们一边。所以，在参加革命后，不论在思想倾向上、政策掌握上、艺术评价上以及制度改革上处处从他们的利益出发，也就自然而然地抵制了大量来自“左”的、不切实际的、不为群众着想的种种干扰。当然，这样做广大戏剧从业员是欢迎的，他们都引我为知己，而不当我来自“衙门”的“老爷”。然而此举也对自己找来了不少麻烦，在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我这个“戏改干部”思想“右倾”是尽人皆知。政治运动一来，少不了需深刻检讨，常处“右派边缘”。不过，这是后话，这里暂不展开了。
二　世道可恶　戏子可悲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我在松江县立中学念书。喜讯传来，万众欢腾。满以为从此可以天下太平、安居乐业。因此，每当欢迎国民党接收大员时，学校领导总是动员我们列队去车站迎接，一路上欢欣鼓舞，引吭高歌，煞是热闹。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狂欢，这种热闹只是昙花一现，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瞬间。不到半年功夫，这批“英雄”们的斑斑劣迹，令人瞠目结舌，仰天长叹。首先令人吃惊的是，一大批往日为虎作伥的汉奸特务，如今却摇身一变为“抗日英雄”、“地下工作者”，仍然耀武扬威、招摇过市。其次是所谓“大后方”重庆来的“劫收大员”，开口闭口“老子抗战八年”，但一到上海就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搞其“五子登科”（大捞金子、房子、车子、票子、位子）和“三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捞大洋）。再次是前门赶虎，后门进狼，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了，美帝国主义却卷土重来。闹得乌烟瘴气，国无宁日。
最最令我们学校师生气愤的是，这些贪官污吏在大捞特捞的同时，竟丧心病狂的大量克扣教育经费，连教师工资都发不出来，还要宣布我们沦陷区的学生为“伪学生”，说必需经过“甄别考试”方可承认。这，一下子把我们千千万万的爱国学生推向了他们的对立面。迩时我们松江学生会与全国一样，立刻组织起来，树起“学生无伪”、“尊师重教”旗帜去教育局请愿抗议，最后，当局不得不取消所谓“甄别考试”。
当时我记得还不满20岁，少年气盛、血气方刚，一方面与大伙一起上街示威游行；另一方面出入茶坊酒肆，进行“尊师运动”的讲演与募捐，以解教师没有收入的燃眉之急。这些有组织的正义行动，得到了松江各界人士的普遍支持与同情，大伙纷纷出钱捐助。可惜这些捐来的钱，实属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教师的生活问题。在那年头，老师的贫困窘境只需用以下两例，足足可以说明：
其一是，我读初中三年，化学物理课上，从未做过实验。因为整个实验室四壁空空，既无仪器，又无药品。有一天，化学老师却突然发给我们一个纸杯，一包化学浆糊原料，还一本正经地在黑板上书写这原料的分子结构、调制浆糊的化学方程式。之后，正当同学们集中精力在调制浆糊时，老师又匆忙奔出教室，带来一大包切成信封状的白纸，令班长每人发给50张，要在这45分钟课时中粘贴完毕。……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师实在穷得无奈，从文具店中拿来这批东西替该店加工信封，利用学生劳动力来赚些加工费养家糊口；象这样穷极无聊的行为还谈得上什么师道尊严、育才教人！真是既可怜又可笑！
另一例更为悲惨：某天，数九大寒，冰冻三尺。我的一位头发花白、文雅慈祥的语文老师竟不来教室授课，教导主任转告说老师有事，大家自修。究其原因，他的唯一御寒皮袍，典在当铺，因无钱赎出而无法来校……
类似令人不寒而栗的老师窘态，以前记得还有许多，现在都逐渐忘却了。因此，在1946~1947年全国掀起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根本无需动员，各省市都自然而然积极响应。全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当时还写过一首自嘲诗说：“人人呼我老夫子，生活不如老妈子，同样给人带孩子，吃不饱来饿不死”。也就在这个时候，北京清华大学的朱自清教授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米，不久与世长辞……
当时我们这批大义凛然，忧国忧教的天真学生只知世道不公、为师请命而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抗争，压根儿不知国共两党斗争的时代背景。然而，政治是不饶人的，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是残酷的，他们认为我们学生行动过于激烈、过于活跃。不多久，警察局开始全部武装抓人了，镇压了。我们学校就抓去几个师生。之后校方宣布包括我在内的最活跃的学生开除出校，甚至列入被抓的“黑名单”中。这一来，家长们都惊恐万状，松江无论如何耽不下去了。于是在一个夜晚，我从家里匆匆带了一些衣服与生活用品，趁火车逃离家乡，直奔上海。从此，就在上海落户，考入了浦东中学就读。
这所学校原来是名校，在浦东六里桥。抗战时期校舍被炸，才搬到上海东湖路现址。该校首任校长是全国赫赫有名的黄炎培。几十年来，培养出很多党政要人与学者名流，如张闻天、范文澜、罗尔纲、钱昌照、潘序伦等都毕业于此；左联五烈士中的殷夫、胡也频以及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也都曾在该校就读。正因为是名校，当时校内政治斗争也十分激烈，学生运动也非常活跃。
按理，我在松江是积极参与者，那末来到了该校应是顺理成章继续战斗。
但，恰恰相反，正因为我对松江学校突然开除我、警察局也想逮捕我，实在感到茫然。如今刚到上海，脚跟未稳，更不知四周政治氛围，所以决定先好好念书，不敢贸然行动。又因为自幼喜欢看戏，故在课余之后，常与一批戏迷同学结成伙伴，谈戏看戏，加上自娱自乐的唱戏，感到其乐融融，心情舒畅，宠辱皆忘，脱离开政治漩涡。
上海的确是个“海”，它既是人的海洋，也是戏的海洋。五光十色，百戏陈杂，光逛一个大世界，只花两毛钱，就使我这个郊县来的“乡下青年”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了。特别是舞台上变幻莫测的机关布景更使人留连忘返，乐不思蜀。什么京剧、越剧、滑稽、什么古装、时装、神话……所有这些都丰富了我的知识，扩大了我的视野，甚至可以说奠定了我今后择业的基础。日后，我之所以终身搞戏，确从这里开始。然而，在此期间，我情有独钟的仍然是在童年时代给我启蒙的滩簧剧种――沪剧。
而眼下的沪剧，完全不象我当年见到的那种原始形式的支锥板和对子戏。而是有完整架构的综合艺术且编、导、音、舞美一应俱全，已进入同场戏和西装旗袍戏阶段。在这个特定阶段恰恰和当年在乡下看到的“老滩簧”相衔接，因而获得了沪剧发展史上全部第一手资料，岂不令人高兴！
这个时期是沪剧的成熟期。“西装旗袍戏”的题材来源十分广泛：有来自现实生活的《枪毙阎瑞生》 、《黄慧如与陆根荣》等；有从文明戏移植来的如《恶婆婆与凶媳妇》、《孤儿救祖记》等；有改编当代言情小说的如《秋海棠》、《啼笑因缘》等，以及把外国名剧中国化的如《茶花女》、《魂断蓝桥》等等。
但当时尽管我经常“泡”在戏里，对舞台上的剧目如数家珍、了如指掌，可是对艺人们的生活却一无所知，甚至作出错误的判断：我满以为上海的名演员在舞台上一会儿演帝王将相、一会儿扮才子佳人；又听说他们的“包银”（收入）又是惊人的数字，进出舞台更是前呼后拥，常给观众团团包围，所以其日常生活必然幸福欢乐、潇洒自如，要啥有啥，富贵荣华。可是1947年底一则轰动上海的特大新闻――名伶筱丹桂之死，完全、彻底粉碎了我的胡乱推测，使我心灵上受到极大的震撼！
筱丹桂，是当年红遍上海滩的越剧名角。是同行中无法匹敌的头牌花旦。所谓“三花不及一娟，一娟不如一桂”，就是说，同时代的赵瑞花、马樟花等三“花”，不及“越剧皇后”姚水娟，而姚水娟又比不上后起之秀的筱丹桂。可见其名声的显赫，然而却被流氓丈夫张春帆逼死了。其留下的遗嘱只有简单的八个字“做人难、难做人、死了”！这一新闻传出后，成千上万观众涌向殡仪馆为其送葬，交通为之阻塞。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流氓可以肆无忌惮的逼死大角儿呢？一经深入了解，原来看上去貌似显贵的演员其社会地位竟是十分低下的。所谓“戏子、忘八、吹鼓手”，其身份与妓院的“忘八”一样，任何社会势力可以凌辱、欺压。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后进一步了解到象筱丹桂那样屈死冤魂，在戏曲界几乎俯拾即是，不足为奇。正是“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
例如，京剧红伶常春恒，在天蟾舞台演出《开天辟地》连台本戏。生意兴隆、场场客满，但因为“包银”问题和老板顾竹轩发生纠纷。顾是个流氓头子，不久就叫其打手用驳壳枪把常春恒打死在剧场门口。之后，又要麒麟童（周信芳）继续在天蟾舞台演出，申言如不愿意，将与常春恒同样下场。麒麟童只得挽出介绍人，拜上海最大流氓黄金荣为“老头子”求其庇护，免遭覆辙。
又如扬剧名角王月华，因为忤逆了小流氓“铜匠阿小”，在他演出《陈琳爬尸》的舞台上当场将他打死。……至于女演员更是没有保障，从大到黄金荣、杜月笙，小到郑家木桥流氓小头目，只要一旦看中，强奸、作妾，没有二话。上述的筱丹桂，就是给她演出的国泰大戏院老板张春帆看中纳为小妾。一次寻衅把她打得遍体鳞伤。筱因难消这股冤气，服毒自尽……
其实，“戏子”命运如同草芥，生活中时有所闻、戏剧舞台上、文人作品中如《秋海棠》、《风雪夜归人》、《元元红》……等也不乏有所揭示。只因我当年刚进上海，寡陋孤闻、大惊小怪而已。几年后，进一步了解艺坛内幕之后也就“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了。
这里，我之所以不吝篇幅，重温这段艺人血泪史，因为这对我解放后进入文化局，如何对文艺界（特别是戏曲界）掌握政策，对这支庞大的队伍如何区分两类矛盾、分清敌我界线有着重要意义。
三　乾坤朗朗　善恶昭昭
“雄鸡一唱天下白”，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在这“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日子里，我们大同大学的莘莘学子决不可能再安安静静地念书了。其根本原因是解放后的新社会急需要大批大批知识青年来建设新上海。（光靠渡江来的干部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学校当局专门成立机构，动员在校学生积极参加革命。在这特殊背景下，由于急需人才，本届大学生还允许提早一年毕业。这一大好形势，正是提供我们发挥作用的最佳时机。我岂肯轻轻放过？必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火热斗争中去。不但如此，我还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竟然放弃了几年来攻读的金融专业而毅然决然改了行，选择了我所朝思暮想的戏曲事业，进了上海市文化局。
所以，如今在我身上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我这一生，殚精竭虑的是文化事业，所有创作和出版的作品主要是戏剧剧本、评论和史志。但是近年来频频参加的大学校友会，与之同欢的却是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界人士。文艺与金融掺合、交流倒也别有情趣，扩大了视野，增加了信息量，丰富了多方面知识。
好，说完了题外话，再回到正题上来。
1951年7月，我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去文化局报到。在这以前，我早已知道该局局长是国际闻名的著名文学家夏衍，副局长是大戏剧家于伶。一到人事科，更被告之我分配在戏曲改进处。处长是鼎鼎大名的京剧大师周信芳（艺名麒麟童）。这恰恰又是我崇拜的艺术偶像。我在大同大学京剧票房经常学唱的正是他的代表作《四进士》、《明末遗恨》等选段。而如今竟成为我可以天天见面的“顶头上司”，怎不心潮澎湃，欣喜若狂！！
报到后，我被落实在管理科。这个科顾名思义是专门管理戏曲剧团“改人、改戏、改制”的。又因为我是南方人，所以安排我专管沪剧、甬剧、评弹、滑稽等南方剧种。对此当然欣然从命，没有二话。
斯时，举国上下正在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展开镇压反革命运动。我们文艺界也不例外，特别是长期以来深受政治上迫害、经济上剥削、生活上蹂躏的戏曲艺人更是精神亢奋，狠狠斗争那批流氓、恶霸、地痞、班主。除了上面提到过去旧社会逼死越剧名伶筱丹桂的张春帆外，还有淮剧界的陈小毛、沪剧界的夏连良、扬剧界的柏文龙以及大世界的“五虎将”……等等都是一批罪恶累累、人人皆曰可杀的反革命，后来都一一枪毙，平了民愤。
此次“镇反”运动，主要执行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我们文化局是配合单位，而我这个刚进去的青年干部仅仅是作为“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联络员，穿梭于局领导与戏曲界群众之间的一个小小通讯员。
但，别小觑这工作，确实对我今后影响很大，使我初步懂得了如何分清敌我，把握政策，不犯与少犯“左”右倾错误。特别庆幸的，也是我毕生难忘的是我英明领导夏衍、于伶与刘厚生。因为他们都是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对当年国民党统治下的整个戏剧界了如指掌。他们一再教导我们，举凡长期以戏剧为正业，从来没有伤天害理的罪行，则虽然和反动派，恶霸流氓有过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属于有错误的好人，不应划入斗争对象。因为在旧社会，要在这十里洋场的上海滩立足与生存，不可能一尘不染、白璧无瑕。即便像梅兰芳，周信芳那样艺术大师，在日本侵略者面前铁骨铮铮的硬汉子，也不得不拜像黄金荣这类流氓、恶霸为“老头子”并为之服务。所以在这次运动中，凡属“推一推倒下去，拉一拉拉上来”的人，能拉即拉，不能一律“推倒”。的确，像这类对象当时不是一二个，而是一大批。
之后，在1952年末，建立一大批国营剧团（如人民沪剧团、人民淮剧团、人民评弹团等）我们在经过民主改革、整顿队伍时，都遵循上述标准，严格掌握政策，团结和保护一大批著名演员。半个世纪的历史事实证明，当初一批“推一推倒下去”但拉一拉拉上来的不少艺术家，后来对新中国的戏剧事业都作出很大贡献。
从1951年进市文化局到1954年慰问解放军后因病进干部疗养院的整整四年中是我的“黄金时期”，也是我心情最舒畅、工作最愉快，水平也提高最快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我幸运遇到了英明刚正的领导，贯彻执行了正确规范的政策；团结了一大批后来一贯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戏剧工作者。因而我暗暗下定决心，争取早日入党，当好一名政治干部，进一步与广大戏剧工作者一起，为壮丽的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而奋斗终身。
然而，好景不常，这美丽的理想，不久就受到极大冲击。在我进入医院治病不久，风云突变，社会震荡，斗争不断，人事全非。不但我所尊敬，熟悉的领导全部调离（有的甚至锒铛入狱），更有与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伙伴有的也先后变成“阶级敌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震惊、我迷茫、我不知所措！
几十年后，才搞清楚，原来文艺界一条长达一、二十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就从这时开始。我一出医院大门，立即遭到当头一棒，稀里胡涂，差一点自己也成为革命对象。
“自己人整自己人”竟整到如此地步。使几十万知识分子沦为“阶级敌人”，实在是始料所不及。这必然引起我的深深思索，重新给自己“定位”。至少，像我这样的人决不能当政治干部，因为我不会、也不愿意整人。

四　感悟人生　及时应变
1954年春节，全国掀起慰问人民解放军高潮。我参加的第四总分团是负责慰问南京军区、浙江军区的。当时我与所在的文工团带了大中小型的各种剧目既去司令部又深入连队营房哨所。所到之处，军民共欢，气氛炽烈。终身难忘这鱼水深情。
谁知我乐极生悲，回沪后检查出浸润型肺结核进展期，必须立即住院治疗。于是不得不住进了上海市干部疗养院。一住竟达三年之久。
进医院是1954年7月1日，由于病情反复，时进时出，故正式出院已是1957年！
无论如何我没有料到，这住院三年竟然斗争不断，国无宁日。光以知识分子为革命对象的就有1954年批判红学权威俞平伯《红楼梦研究》；1955年的所谓揪出“胡风反革命集团”；1956年的党内“整风肃反”以及1957年举世震惊的反右派斗争。这几年的连续政治运动，全国所有知识分子都有触及。别的不说，光是“反右”斗争被打成“右派份子”的就有45万，或坐牢，或下放，其中不少是我以前所崇拜与尊敬的对象。这三年中，使我特别困惑的有三：一，前面所说的我尊敬的局长夏衍、于伶，处长刘厚生都受到批判和调离（于伶局长更被捕入狱）；二，我所熟悉的亲友同事，在前几次运动中还作为积极份子、党的依靠对象，而在“反右”的一瞬间竟一下子成为“不可救药”的阶级敌人；三，最使我感到灵魂震撼、大惑不解的是自己差一点也成为“反党份子”！！！
原因是这样的：1956年春天，我还在医院养病，领导上要我请假出院参加一次所谓“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原是贯彻党中央纠正文艺界在“左”倾思想的，哪知当时身为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的张春桥（后来成为“四人帮”头目之一）竟在这会上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矛头指向我们基层的干部，硬说我们随便“禁戏”，违反“百花齐放”方针，今后不准我们“胡来”云云……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是他们恬不知耻地把责任推向下级。因为以前的所谓“禁戏”，全由市委张春桥之流硬要我们去执行的。如今却来嫁祸于人，理所当然要受到广大干部的据理力争，提出抗议。因此，我们趁他出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成立之机，向“大会秘书处”提出要与之对话、评理，他不敢与我们面对面交锋而溜走了。
之后，以我为首的九名干部再用“大会书面发言”的形式在大会出版的会刊上列举事实，一一反驳。当时，又值党内整风，号召贴大字报向党提意见。我也贴出了一张《十问张部长》的大字报，更系统、更详细地驳斥他诬陷不实之词。
可，这下糟了。到了1957年“反右”期间，硬说我们前一年的反驳是反党行为，要我们写检查并进行批判。
虽然，经上级审查我们不算“反党”，没有打成“阶级敌人”，但通过这场政治风暴，心灵受到极大震动，逼使自己要重新审视前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在进医院以前，我不是曾经立志争取早日入党，当好政治干部吗？如今看到如此多的“阶级敌人”，更看到不少政治干部都像张春桥那样“翻手是云，覆手是雨”，而我这样书生气十足的人，能随这些“政客”们胡作非为、指鹿为马吗？经反复思考，我大彻大悟了，深感自己只能在书堆里生活，不能在政界中干事。所以我出院以后，一直把工作重心放在戏曲评论和戏曲史方面，力争远离政治漩涡。
1959年因庆祝建国十周年，我被调入市委宣传部“重点创作指挥部”工作达四年之久。但在业余时间却还是专心致志于滩簧老戏的挖掘与撰写论文。先后在《上海戏剧》刊物上发表评《借黄糠》、《从〈碧落黄泉〉等剧目看西装旗袍戏》等论文，以及系统地研究了滩簧戏史料，作为政治上的“避风港”。
谁知，你想逃避政治，政治又偏偏找上门来。
1964年，我刚从上海市委圆满完成任务回到上海戏剧家协会。有一天，领导正在给我们布置任务。张春桥这个恶魔却突然闯进我们会议室，这一下可完全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当时这个家伙，脸色铁青，板起面孔就说：“你们不要搞什么戏剧了，现在‘四清’工作缺人，给我统统到农村去搞‘四清’，同时，也改造你们的世界观”。
所谓“四清”就是指农村正在开展的“清思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的运动。
后来，才知道要我们搞“四清”是个借口，主要是最近毛泽东发了又两个“批示”，说整个文艺队伍热衷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若不改造，将来就要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反对共产党领导，所以必须上山下乡彻底改造。
从那以后，我们只得被迫下乡。以秘书长钱英郁为首，一起到松江，金山等地搞“四清”。
一到农村，我们更吃惊地感觉到党中央毛泽东与国家主席刘少奇发生了极大矛盾。
原来的全国农村“四清”是由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领导的。而我们这次去执行的却是毛泽东的政策，把王光美以前领导的一套政策方针统统颠倒过来。这实际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我们是去充当党中央内部斗争的工具和“马前卒”。而这样斗来斗去真正吃苦的是普通老百姓，闹得整个农村鸡犬不宁，无心种田，粮食大幅度减产。
在农村折腾了两年后，我们才回到上海。而最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回到办公室竟然贴满了大字报，矛头是针对我们的。且这次率领我们下乡的秘书长一下子变成了主要斗争对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个戏剧性的变化真使我们目瞪口呆，竟想不到，从此就彻彻底底地离开了文艺界。
五　十年浩劫　务农当工
举世震惊、遗臭万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按通常的历史分期，当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及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算起的。
但是，上海文艺、新闻、史学界的知识分子早在前一年批判《海瑞罢官》时就遭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上面所述，我们从农村回沪后，秘书长钱英郁被未下乡的机关干部批斗即是一例。此时，上海已经“天下大乱”，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一批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均被一一“揪出来”进行人身污辱。不少正义凛然，不愿忍气吞声的专家教授坚持“士可杀而不可辱”而相继跳楼、自缢身亡。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更是倍本加厉。特别从北京涌来的所谓“红卫兵”，一到上海及各地更是到处抄家，进行“打、砸、抢”，整个社会搞得天昏地黑，万马齐喑。试想，他们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可以揪出来斗争，再有谁可以在这场大革文化命的运动中能够幸免呢？
当时，我们文艺单位，都被列为“刘少奇文艺黑线”。一律以营、连、排编制，被集中在一幢幢大楼里进行斗（争）、批（判）、改（造）。然后再派来一批“工宣队”，“军宣队”，对我们进行监督，管理，他们飞扬跋扈，杀气腾腾，都把我们作为斗争对象，随时随地可以凌辱。
1967年5月7日，毛泽东又发表了所谓“五七指示”，要我们全部上山下乡进入“五七干校”（美其名曰“干部学校”，实际是劳动改造农场）。于是，我们文化局和文联系统的成千上万的文艺工作者被赶到郊区奉贤的一片荒无人烟的盐礆地上，要我们白手起家建立“干校”。然后再请来一批老农教我们撒谷、插秧、施肥、收割等一整套种植稻谷的手艺，并号召必须自力更生进行生产……这是十足地道的“集中营”。
不仅是我们，连一大批国内外有极大影响的像巴金、闻捷、柯灵等著名大文学家同样跟我们在一起改造，而且“树大招风”，时时被提名批斗，处境比我们更惨。“文革”十年中的非人生活实在罄竹难书、不胜枚举。现在就按我们“下放”年代举几个还记得起来的实例，略陈如下：
（一）“猪肉香不香？”“大粪臭不臭？”
谁都知道，下乡种田，肥料决不可少。当时我们施的肥全是人粪和猪粪，虽然奇臭无比，但人人都要光着脚下粪池，去猪舍去掏去挑。当时的巴金和沙金都年近六十，但都无一幸免。这还不算，在旁监督我们劳动的“工宣队”、“军宣队”还要恶狠狠地斥问当时已经精疲力尽的巴金和我们：“大粪臭不臭？”“猪肉香不香？”“几十年来你们只知享福，从不劳动，有罪没罪？”“对得起对不起工农兵？”“现在认不认罪？”……回答这一连串问题时，稍有迟缓或不如他们的意时，晚饭后即要开批斗会批斗！
（二）所谓贯彻“第一号通令”
在劳动改造时，据说中央军委发了一道“第一号通令”，是专防原子弹突然袭击的。于是这道“通令”就成为“军宣队”整我们的武器。
有一次，干校来个紧急集合，“军宣队”队长蛮横地告诉我们，从今以后，深夜有时要紧急集中，当你们一听到铃声，必须在5分钟内到广场身背行装按原编队报到，且不准开灯、说话。
此令一出，人人自危。从此夜不成寐，唯恐有违“军令”。这等苦楚，非当时人很难体会，尤其我们担心一批老专家如何过这难关！
果然，某天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铃声大作，我们匆忙打点行装，赶到广场。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巴金等老人竟在我们前面报到了。“军宣队”对此也目瞪口呆，无法理解。可是后来才知道，他们从那天听到命令后，每夜不脱衣服扎紧行装，和衣而睡。因此一听到铃声，即可背了行装冲到集中地点。
把全国几十万，乃至数百万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国际国内赫赫有名的老专家，老文人折腾到这个地步，这哪有人性可言？这个时代，绝对是兽性的时代，是虎狼横行的时代！
（三）“恕你无罪”！
在下放乡下的几年里，我们从插秧到收割，全部农活均都干过。哪知到了1969年，据说上海工厂需要一批劳动力。于是上级以“战高温”名义要我们“五七干校”输送一批到上海工厂。我榜上有名，当然十分高兴。这是因为第一，回到上海可天天与家人在一起；第二，此刻农村正如宋代“乐府”诗中所写的“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的季节。若到工厂至少可以避免太阳直接照射；第三，在农村干活，口渴时只得在河中掏碗不洁冷水喝，而据说工厂有冷饮供应……因而恨不得立即“飞”回上海。
果然，有一天有个叫“王师傅”的工宣队找我谈话了。他板着脸，冷冰冰地对我说“我们工人阶级是宽洪大量的，你们过去的一切罪行，我们也不计较了。不过此番到厂里要好好劳动，改造自己。”这些话，当时我情绪非常抵触。暗想，我们有什么“罪行”？谁要你“宽洪”？但又不敢顶撞，只是默不作声，无言对之。就是这样，我们一行四十多人用装货的大卡车，个个站立着运到了上海。
（四）“可压坍一座新的水泥桥”
一到上海，我们被分配在手工业局下属的上海铰链一厂轧铁车间。到了车间，大伙都傻了眼：原来这是该厂的第一道工序。即由外面钢铁厂运来带钢后，经过“酸洗”，要我们轧成铰链的原料。一个班次要轧9吨钢材（8小时，日夜三班制，共27吨）。这是厂里最脏最累的车间。举凡厂里有政治问题、犯错误的职工都放在这车间里“劳动改造”。不言而喻，我们也属这类对象。
也许不接触重量的人都不知道这每班9吨究竟有多少重？这里可以打个比喻：我们当时在农村劳动，每座新造的水泥桥上都立有标牌，特别强调“6吨重车，不准通过”！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轧下来的钢材，一圈圈放在这桥上，那么，不等到下班，这座崭新的水泥桥就要坍塌了，难道这还不够严重？！所以经过几年劳动，我们都有职业病，我的两腕生有腱鞘炎还算大幸。而龚义江这位京剧专家由于车间噪音震聋。至今两耳失聪，成了终身残疾……
（五）冒充“工人阶级”
1970年，不知谁“开恩”，下了一道命令：凡是离厂较远的“战高温”者可就近调整。因我去铰链上班要调好几辆公交车，所以后来安排到附近的沪光灯具厂。这个厂专产碘钨灯与日光灯，没有笨重的活。这是我下放多年来最感轻松的劳动。但有个笑话，这里需要提一下：
根据当时的中央决定，全国学校都在“复课闹革命”，更在中学以上学校规定要学习马列主义原著。
在上海不知是谁的主张，举凡上“马列”课的第一堂必须要让工人开讲，以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我厂所在的虹口区有座以烈士黄继光命名的继光中学要开列宁原著《国家与革命》课程。于是他们负责人亲自来沪光灯具厂请位工人阶级开讲第一课。我厂当然义不容辞就答应了。
可是谁去讲课呢？经党支部研究决定派我去冒充工人阶级。我当然不去，推说“冒充工人阶级是要犯错误的，还是另请真正工人阶级”。
然而党支部书记正式道：“这是支部决定，你要听党的话，一切由我们负责”。
如果不去，我就“不听党的话”，罪莫大焉！因此，不得不去“冒充”一番。反正这一著作我也学过，驾轻就熟。于是奉命前去上了讲台。就“国家”与“革命”两个概念，胡诌一通。讲了一个多小时。讲毕，掌声如雷，校长与全体师生涌向讲台说“周师傅的讲课使我们受到很大教育，所以上级要工人阶级先上讲台是英明决策！”
这是一场典型的政治闹剧。我在暗暗发笑中离开了该校！
（六）“福兮祸所伏”
老子《道德经》第58章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至理名言！
我冒充“工人阶级”上讲台后，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厂领导已不计较我劳动指针了。常派我到厂工会编黑板报，写讴歌车间好人好事的小演唱……这当然是我的“拿手好戏”，何乐而不为！
可这下糟糕了，原来这个厂是“文化大革命”最早起来“造反”的，他们有说不完的“光荣历史”，这点我根本不知道。
有一天，厂里某些造反派头头约我去谈话。他们“尊重人才”，“彬彬有礼”，向我简单介绍其“光荣历史”后，要我执笔撰写“光荣史”，且规定先从“大事记”开始。由他们口述，我则记录，整理，并说从此以后，不要我参加劳动了。
这，使我本能上引起反感！！因为他们造反之日，正是我们倒霉之时。我岂能昧着良心，为虎作伥，给王洪文，张春桥之流歌功颂德，涂脂抹粉？！于是，下定决心予以拒绝。只推说，我们来“战高温”时，上级一再规定要我们好好劳动，向工人阶级学习，改造世界观。因而不敢违反，而况，这段“光荣”的造反史也只有工人阶级才有真情实感执笔，我没有改造好，无资格撰写。
这批家伙看得出我情绪抵触，就再三“哄”我，最后见我态度坚决，就沉下笑脸，说：“那就算了吧！”
可是，他们根本没有“算了”！大约隔一个星期，我的生产组长就有意识地安排我到室外天井玻璃棚中吹日光灯管（即用冷风器吹掉每支灯管内的垃圾）。
这是一次严重的报复行为。因为当时正值三九严寒，北风凛冽，地冻三尺，室内都有暖气设备，唯独这玻璃棚暴露于冰天雪地中，奇冷无比且仅我一人在此工作。此时我强压怒火，逆来顺受，身上多穿些衣服，憋着一口气，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老老实实”吹灯管……
禅语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若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这条佛家的因果律的的确确是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
过不久，即1976年10月，从北京传来万众欢腾的特大喜讯：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在上海的一切死党、爪牙同样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这场大“革”文化“命”的十年浩劫终于结束了，绚丽灿烂的阳光又重新普照中国大地。
理所当然，我们这群过了10年囚徒般生活的知识分子又重返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大伙不约而同地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下定决心，要把被损失的时光夺回来。并暗暗发誓，一定要治好这个满目疮痍的祖国。
六　盛世修志　乐此不疲
“四人帮”粉碎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改变了国家面貌。成千上万，乃至几十万，上百万被诬陷为“阶级敌人”的受害者都得到了平反昭雪。从前令人不寒而栗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也为全国亿万人民唾弃了。取而代之以经济建设为主，尊重人才，科教兴国，因而各条战线都出现了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有人调侃说，中国知识分子“价廉物美”，“经久耐用” ，且“耐磨耐压”。不对！正确地说，在几千年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熏陶下，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历来是热爱祖国，坚忍不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因而，一旦有了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立刻就迸发出潜在的能量，献身于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
就我而言，此时心情也特别舒畅，精力也特别充沛。除了发表批判“四人帮”文章和与同事王浩然等合作的电影剧本《黑水帮》外，更努力争取填补中国戏曲史上的空白——滩簧戏研究。
从1979年到1998年的20年中，择其荦荦大者，我干了10件以前前辈所没有干过的事：
（一）发起“滩簧戏研讨会”：因滩簧戏系统是江南戏曲的一支奇葩，她与古老的梆子系统，皮簧系统，乱弹系统一样……同属于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但与兄弟系统相比，理论研究尚属空白。于是我主动团结上海、江苏、浙江戏剧界权威人士，前后于1982、1983、1987年在上海、无锡、宁波召开了三届“两省一市滩簧戏研讨会”。由沪、姚、锡、甬、苏、湖、婺、杭、淳等九个剧种参与。共收到论文、史稿百余件，分别发表在各省市刊物上。我的论文《滩簧戏与时代潮流》及上海25篇论文更汇编成专辑出版发行，影响较大，且为国内外研究者所关注。之后，我又连续写了《百年沪剧话沧桑》、《现代帮会与海派戏曲》、《海派艺术与西装旗袍戏》等论文在各刊物刊载。
（二）在上述基础上，更进一步组织滩簧戏著名艺术家同台会演，相互交流。其目的即为繁荣戏曲舞台，丰富电视剧上演（映）剧目；更为今后修志写史提供形象性资料。如今全国电视台经常播放的所谓“滩簧戏经典剧目”均为当时录制的。而且由于不少老艺术家纷纷谢世。这类演出剧目更成为祖国艺术宝库中的优秀文化遗产，功莫大焉！！
（三）请出沪剧界权威文牧与其助手余树人等联合筹备编写《上海沪剧史》。但从1985年起全国由政府出面发动修纂戏曲剧种志，我与文牧被《中国戏曲志・上海卷》和《上海文化艺术志》聘为编委，遂把我们上百万字资料纳入修志轨道。
（四）与文牧、余树人、丁国斌等先后赴松江、苏州、太仓等地搜集当地地方志、文人笔记、碑文石刻……收获颇丰。其中滩簧，花鼓戏起源于清朝雍正年代的定论，就是在《太仓志》上获得的。
（五）1983年6月，应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剧出版社的邀请，赴河北省北戴河参加全国剧种志编写交流会。会议期间先后聆听了专家及领导有关写史编志的政策方针、战略部署以及各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对规范今后上海的史志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六）1983-1984年间，“上海京剧梅派研究会”向我会申请举办“梅兰芳艺术训练班”。因我是兼管上海各剧种“票房”的，故同意他们的要求。由我担任班主任，向全国各剧团中选拔了16名“尖子”梅派演员，由梅葆玖、俞振飞、童芷苓等执教。并遴选了《穆桂英挂帅》、《霸王别姬》、《生死恨》、《凤还巢》四出戏为教材。收到了全国好评。培养一批梅派传人，影响遍及海内外。
（七）1984-1985年间，当时掀起拍摄电视剧高潮。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研究会要求我们上海合作，由我负责（任监制）先后摄制了《四喜临门》、《一厂之长》及越剧《戚雅仙与戚派艺术》等三部，均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同时还协助中央台召开了“全国电视剧艺术研讨会”。全国各省市（除台湾省外）均踊跃参加，我任办公室主任。
（八）1989年起，在担任《中国戏曲志·上海卷》和《上海文化艺术志》编委期间，又先后应聘为《上海锡剧志》、《上海甬剧志》主编、《上海昆剧志》、《上海滑稽志》评委和《上海浦东志》顾问。忙得不可开交，但我很乐意接受这些任务。
（九）1993年参加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地方志联合举办的《现代帮会与上海》的学术研讨会。我宣读的论文是《现代帮会与海派戏曲》（后发表在《上海艺术家》杂志1994年2期上），又先后由上述发起单位推荐来英国、加拿大、日本等专门研究此类专题的博士留学生请我辅导。这批留学生经辅导后除了回国后各写专题发表外，日本早稻田大学博士生三须佑介、藤野真子等还与我合作撰写专着《上海滩簧戏与剧场发展史》（暂名），争取在近期内杀青、付梓。将出中日文两种版本。
（十）1989年，我将趋退休年龄时，上海沪剧著名艺术家、各流派创始人邵滨孙、王盘声、赵春芳等却请我出面，建立“春申沪剧团”。由我任团长，他们任副团长。加盟的还有王雅琴、小筱月珍、汪秀美、韩玉敏、杨飞飞等。这是个在中国戏曲史上从未有过的坚强阵容。因而成立后演出时，观众如潮，甚至有些“追星族”在我们到江苏、浙江巡回演出，他们也跟去外地。人到晚年，竟还如此红红火火，实在令人振奋！
1990年我正式退休，实际上是“退而未休”。次日即去市文化局史志办公室报到，修纂《上海文化艺术志》。好在没有“坐班制”，工作也轻松，一直到1998年5月患了大病进华东、华山医院为止。
我之所以提及这场大病，因为它是我在晚年宇宙观、人生观的又一次重大转折点：
此病是在市文化局餐厅里与同事们共进午餐时突然发生的，且来势很凶，是“不治之症”。
经过上海华东、华山两大医院权威专家确诊，此病名“重症肌无力”，“肌营养不良”。被这两医院主任们判为“死刑”，康复无望。医生甚至直截了当对我儿子说：“你可以翻遍全世界医书，无一本能说出此病可愈的”。这说明“死刑”是判定了。
然而，偏偏给我的气功老师——中国天功创始人陈乐天大师——救活了。不但救活，而且近几年来我的体质越来越好，我再去上述医院，专家教授个个目瞪口呆，噤若寒蝉，一致认为，史无前例，不可思议。
他们思议不思议是他们的事，但作为我这个亲身经历的当事人，受益者则必然要“思”，必然要“议”：为什么面对我1998年这场大病，某些自诩为有国际水平的西方医学权威不仅束手无策，并一口咬定是“不治之症”，而偏偏给某些“学阀”诬为“伪科学”的东方气功却治愈了呢？而且更加奇怪的是，病后多年来我的体质却越来越好，精神越来越充沛，思维越来越敏捷……所有这些，难道不令人深长思之么？其实在上世纪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专家李约瑟早就论过：“中国的传统科技，无需借助西方的成熟经验就可以自身发展出能与西方抗衡，甚至凌驾其上。”更何况今年美国《科学》杂志更公布了“2003年世界科技10大突破”，其中为首的就是发现了宇宙间的暗物质和暗能量竟占96%。而我们现在所能见物质只是4%。看，我们地球人的知识实在太少、太贫乏、太可怜了。而一贯夜郎自大，狂妄倨傲的洋奴们凭什么把自己不懂的东西称为“伪科学”呢？
为此，我下决心在有生之年，以主要精力去学习我国科学泰斗钱学森早已倡导的“人天科学”，跟着一批正派的先行者去探索宇宙的奥秘、东方文化和东方医学的奥秘。因为我从“起死回生”的大病后深深体会到，这门科学和我以前化了毕生精力的戏剧研究来比较，正如大巫之于小巫，鲲鹏之于蜉蝣。
暂别了，文艺界的朋友们，以后我将飞向大宇宙，遨游于暗物质与暗能量之间，遨游于东方文化与西方科学结合部之间，当个小学生去弄清楚我的“不治之症”所以治愈的奥秘。当然，倘有余力，仍然不忘文艺、顾及戏曲和关心滩簧戏。不过，这仅仅是我的“业余活动”了。
后记
写完这半个世纪以来坎坎坷坷，时苦时甜的历史过程和思想演变后，在“前言”中曾提到的几位记者就应该明白：我之所以能够裕如对付这个猛将如云的春申沪剧团，关键在于这50多年来我们曾经风雨同舟。特别是我对这批沪剧流派创始人的品德、性格了若指掌。即古人所谓“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是也。因此，完全有把握能将任何矛盾解决于摇篮之中，不使其激化。
如今，我们大家都进入耄耋之年，更是心神怡然，宠辱不惊、美美滋滋，欢度晚年。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曾经说过：“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现在，我之所以能兴冲冲、喜洋洋地把兴趣和精力转向“人天科学”，这正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充分表现。此乃人生之一大乐事，岂不快哉！

开了眼界。

“（十）1989年，我将趋退休年龄时，上海沪剧著名艺术家、各流派创始人邵滨孙、王盘声、赵春芳等却请我出面，建立“春申沪剧团”。由我任团长，他们任副团长。加盟的还有王雅琴、小筱月珍、汪秀美、韩玉敏、杨飞飞等。这是个在中国戏曲史上从未有过的坚强阵容。因而成立后演出时，观众如潮，甚至有些“追星族”在我们到江苏、浙江巡回演出，他们也跟去外地。人到晚年，竟还如此红红火火，实在令人振奋！”
——春申沪剧团当年在上海大众剧场上演了《抢亲奇缘》。

感谢子归先生给我们转载了如此高水平的文章，我通读了二遍，閲后感受很深，风风雨雨的一生，也是沪剧的近代发展史，写得很感动。可我知道周良材先生最近又写了一篇“为沪剧送终”的文章，可能这又是周老先生的一次无奈。

感谢子归老师给我们转载了如此高水平的文章，期望能学到更多！

周老先生为沪剧的发展贡献了大半生，被誉为沪剧界的“老娘舅”。
为沪剧送终的文章，看了还是令人心寒！但愿只是一时之恨！

沪剧、昆剧、甬剧都会融化（“送终”一词有点极端），正如已融化的杭剧、苏剧、曲剧等，越剧也在融化，不过现在没多少人那么认为而已！

8# 子归


“融化”——深受启廸。

顶了，深深感动于87年的那次义演，阵容之大，让人看到了大家一致的团结力量，当时他们的凝聚力是非常大的。
而作者另一篇我也拜读过，有点感伤。

“为沪剧送终”的文章，谁能转贴一下，让大家也都能拜读？谢谢。

你可以到百度沪剧吧，主题“周良材先生一封信”上的网址点击后直接进入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