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蓝流自传
我沈蓝流原名沈宗澄,后因从事戏剧工作,曾用过白桦、蓝明、沈默等艺名及笔名,蓝流是我解放以后最后使用的名字。我祖籍浙江湖州,1922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出生于北平。当时我父亲沈迈士在北平外交部及古物陈列所工作,全家兄弟姐妹较多,我排行第四,但因我父当时并还兼任北京大学教授等职,收入尚好,故尚能维相当的生活水平。1927年我五岁时,我父因故辞职,南下到浙江省杭州市到浙江省政府任秘书工作,我们全家便隨他移居杭州,住杭州城内小塔儿巷一个钟姓的宅院里。这个钟姓人家是个大家族,全家孩子很多,这时我两个弟弟尚小,除我大哥哥此时年长在杭州之江大学读书外,我和二哥及姐姐都需要读书,于是我父亲即与这位钟姓房东商量,和他家小孩共同请了一位教书先生,为我们做启蒙教育。这位先生年纪不大,人很开通,他对我们的教育,除每天读些人之初性本善以及书写一些方块的毛笔字以外,他闲着无事时,便在他教完书吃过晚饭以后,即在他教书兼做卧室的房间里为我们还讲故事,他的口才很好,更善于绘声绘色地讲演,其内容古今中外的各类通俗小说以及社会新闻都有,很受我们的欢迎,这对我以后参加戏剧工作产生着很大的影响。我八、九岁时他辞馆不干,我和哥哥姐姐也都进了附近的基督教小学(正则小学)读书,从小学三年级到五年级我一直在这个学校就读。这以后,我父因陪我祖母到上海看病,同时又在上海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找到了工作,这样我们全家便都移居上海,初住上海派克路(今凤阳路),后住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我也转学到上海华龙小学(今雁荡路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上海震旦大学附中,至高二年级,因抗日战争爆发我家庭生活发生困难,于是在我父亲的同意下,通入介绍转学到国画家汪亚尘所主持的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实用美术。这时上海已成孤岛,上海租界的业余话剧活动十分蓬勃,这样我在同学们帮助鼓舞下,我因受当时苏联文学的影响,遂改名白桦,自组了个“大地剧社”( 自任社长),与其他剧社一起联合演出并导演了如柯灵编剧的《沉渊》、易卜生编剧的《娜拉》(即《玩偶之家》)、法国名剧《狄四娘》(即后中国改编的《返魂香》),以及阿英(地下党员)编剧的《葛嫩娘》、《花溅泪》等。在此期间,我因演出话剧的需要,便又从新华艺专转学到立信会计学校,并还参加了当时党的外围组织“益友社” 的一些活动,这样-直活动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为止。
1941年时,我家的生活更加困难,因此我除在立信会计学校读书以外(当时是半天读书),我经亲友介绍到当时的一个私人律师事务所(姚永励律师事务所)任文书兼打字员。
1942年底(1943年初)我在业余话剧活动中交往较多的韩义前来找我,他说我们话剧活动现在不能搞,但在戏曲方面到有很多机会,可以继续搞戏,接着我就由他带领,一开始他领我到大舞台和更新舞台,意思是要与我一同去搞京剧改革,但我看了下来,认为京剧的传统基础较深,我们的戏剧功力有限,要改革京剧很难立足,最后他又领我去当时由袁雪芬领衔主演的大来剧场,这时袁雪芬要改革越剧才将开始,他们也很希望有新生力量帮助他们改革。
但当我去看他的演出时,觉得当时他们的后台很脏很乱,剧场也很小,心想这样的剧团要改革,必须要花大力气不可,这时韩义看我心里不很踏实便对我说:你是看他们剧场很乱很小认为很难改革是不是?但你要看到她们的改革的决心很大,你不满意可以向他们提出来,要她们改进。于是他便给我介绍一位代表袁雪芬管事的-位姓孙的先生和我谈判,这时我即向他提出了三个条件:1. 我们来搞越剧必需改革越剧的原有制度,即按话剧方式要每上一个新戏都要经过排练,我也不拿工资(但后来他们还是给我一些车马费),也不使用我在话剧界使用过的名字(于是我便改名为蓝明)。2. 我们来搞戏时一律不得再唱“路头戏”( 即沒有剧本的幕表戏),要全部改用有全部对白唱词的完整剧本。3. 我们来搞时服装、布景、道具、化装一概要按剧情需要重新设计制作管理,舞台的演出也要请专人(剧务和舞台监督)负责管理。我们这些条件的提出,自认为是比较苛刻的,但一谈下来,他们居然一律表示同意,这样我们便算谈定下来。(据后了解原来他们在这以前也有位于吟先生排戏也有这些要求,但不像我们这样彻底。)
未完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