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pavanotichen 于 2014-10-27 12:50 编辑
看到报道院长茅善玉参加完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接受东方网记者采访时谈到：
“如同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所说，我们有数量没有质量，有高原没有高峰。经济利益驱动，各种利益驱动，在创作过程中我们也是很功利的，有时候是为了迎合这个，有时候是为了迎合那个。”
“创作过程中功利性的东西还是不少，从作者写剧本开始到院团创排这个剧目，一直到上级领导，往往都会带有一定的功利性——或希望能得奖，或希望能获得资金支持。“我自己也一样，明明知道这不对，不符合艺术规律，但有时觉得大环境如此，也不能免俗。”
“如果戏是不会得奖的，但老百姓喜闻乐见，那么就走市场；如果市场不怎么样，但有很好的社会效应，这样的戏也要有。归根到底要遵循艺术规律。”
”现在好剧本太难求了，写戏的人才流失得很多，一个著名编剧往往要为各个剧种写剧本，一个著名导演也是会执导各个剧种，结果难免趋同，但却也很无奈。“
“今年是甲午年，我们在排《邓世昌》，邓世昌就是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民族英雄。这是不过时的，是永恒的，我们每个时代都需要这种民族英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精神。”
感觉院长这次的总结还是很诚恳的，也是很务实的，敢于谈比较深层次的问题。但不能无奈，也不能过于妥协，过于不能免俗。
就拿《邓世昌》讲，主题非常好，大的层面爱国、民族精神可嘉，小的层面奉献、忘我的精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品格。好题材是一码事，可是怎样拍又是一码事。五六十年代可以说大部分的沪剧戏都是围绕着主旋律的戏，即使一些有着明显的宣教成分的戏不可否认它的艺术性是非常高的，这就使得这些戏焕发着持之以恒的魅力，能够打动到人的心灵深处，而不仅仅止于舞台上的群情激昂，至今会为老戏迷津津乐道。一个剧种要蓬勃的发展，艺术性应该放在首位。
“一个著名导演也是会执导各个剧种，结果难免趋同，但却也很无奈。“院长是知道有这样的问题的，但却只能无奈，为什么只能无奈，有些不明白。在现在导演制的制度下，导演的理念、风格左右着一出戏的成败，如果十年一直是这样的大戏下来，可以说就会左右着一个剧种的兴衰。一个完全颠覆戏曲内在精神和外在表演的导演，给沪剧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在其孱弱的身体再重重的划上一道伤痕。
沪剧是什么，是戏曲，不是话剧。昆曲那么困难，十年前，白先勇先生也没有剑走偏锋，而坚持做传统的《牡丹亭》。沪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兴起了时装戏，重要的原因也是沪剧受到当时上海戏曲界严酷的竞争环境下的生存压力，另辟蹊径，力求与其他剧种的不同以期站稳脚跟，所以当时这个新颖的形式更多的是结合话剧元素，来不及也不会去考虑结合戏曲元素。现在时装戏成为了沪剧的特色，应该发扬，但如何更多的结合戏曲元素而不是话剧元素，回归戏曲的本源是重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些戏做过这方面的有益的尝试，到九十年代后几乎看不到了。
如果沪剧真要走话剧的模式，那干脆就纯粹地走下去，就潜心地让演员、导演系统地去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或布莱希特的话剧表演理论。我想上海的戏迷还是更愿意看我们梅兰芳表演体系下的戏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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