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腔绕梁—再忆“滨忠”

导读：陈恕康，笔名骏良，沪剧表演艺术家袁滨忠（袁派）艺术、文化资深专家，在袁滨忠逝世四十三周年时著作了一篇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文章，今年是袁滨忠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网站再次推荐该文供广大网友阅读，以此表达对袁滨忠先生的纪念-----中国沪剧网

纪念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袁滨忠逝世四十三周年

写 在 前 面 的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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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30日下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戏剧曲艺频率组织、播放了一档大约两小时四十分钟的沪剧专题节目——“袁腔绕梁忆滨忠”，为的是纪念已故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原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员袁滨忠逝世四十周年。从电台播放后的当天开始，我就陆陆续续接到了好多朋友和一些业余沪剧演员的电话，也有是后来当面碰到我的。他们有的向我询问有关节目制作的详细情况，有的希望我提供节目的录音给他们，也有的向我索要些袁滨忠的唱腔段子。

袁滨忠的“袁派”表演艺术四十多年后在沪剧舞台上、在广大沪剧观众心目中仍享有如此盛誉，可见其之魅力深入人心。

据我所知，在制作这档节目过程中，电台的赵洁和徐佳睿两位老师是化了很长时间和大量心血的（与我在半年多前就预约了）。除了他们自己组稿和准备资料外，还邀请了袁滨忠的老朋友、著名电影演员梁波罗，热爱袁滨忠并为其撰写过纪念文章的著名译制配音演员童自荣，继承袁滨忠艺术流派的著名沪剧演员钱思剑和我这位熟悉袁滨忠的“铁杆”老观众一起在电台播音室作嘉宾访谈。中间插播了袁滨忠的夫人郑威娥，剧团同仁包括导演王育、袁的“黄金搭档”韩玉敏、演员筱爱珍和夏剑青场外访谈录音。节目由著名播音员肖亚主持。

整个访谈节目除了介绍袁滨忠的从艺道路和“袁派”艺术特色外，还穿插了他的许多优秀唱段。其中有些还是我推荐的，不乏是弥为珍贵的文革后第一次公开播出的唱段。

在节目中作为嘉宾，我虽然讲了很多，但限于时间，再说嘉宾又不是我一个人，所以好多东西还没有讲完、讲透，自己也有言不尽意之感。

当时在场的梁波罗和童自荣老师看了我准备的一叠书面提纲，曾热情地鼓励我以后专门为袁滨忠写一篇专题文章。

一些专业和业余的朋友们，特别是袁滨忠原在爱华沪剧团的一些同仁们，收听广播后，很是欢欣。爱华沪剧团的前辈们有的在电话里对我说，有的是当面遇见我，亲切地拉住我的手对我说“侬讲出了阿拉的心里话”。有的还希望我再出把力，把节目里我讲的内容，尽可能完整地、详细地把它写出来，以飨读者，使大家更能进一步地了解袁滨忠，了解“袁派”艺术。

现在已是网络信息时代，“中国沪剧网”的一些网友鼓励我把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发表，让国内外的网络读者共享。

我斟酌再三，感到自己在写作上是文笔拙劣，词不达意，逻辑思维也比较混乱。虽说是沪剧的老观众，但对沪剧艺术还是了解不多，仅仅在停留在一般观剧的水平上。盛情之下，其实难负，再说要在网络上发表，更是诚惶诚恐。平时几个朋友之间说说可混混过去，范围大了不全面的看法恐误导别人，因此顾虑重重。

周围爱好沪剧的朋友们再三催促我，爱华沪剧团的前辈们也热情地鼓励我，我磨磨蹭蹭、陆陆续续地写好了，在电脑里已经存了好长时间。最近在朋友的一再催促下，我才下了决心，把它再次修改后，奉献给大家。

我想写此拙文回忆袁滨忠，一来，托我对袁滨忠的哀思，二来能帮助年轻的沪剧爱好者了解袁滨忠的一些点点滴滴，尤其是“袁派”的魅力，三则希望熟悉袁滨忠的朋友们一起来怀念他，肯定他对沪剧的贡献，四者若是有关领导看到此文的话，希望他们重视“袁派”艺术，使之后继有人，更希望“一花引来百花开”，沪剧“申遗”成功，下面还需要有实质的行动来保护发展，大家共同来为繁荣沪剧事业而努力。这就是我写此文目的。

当然在我写作中肯定有许多不到之处，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为此，恳请爱华沪剧团的前辈们、袁滨忠先生的家属们、有关专家和广大沪剧爱好者、网友们批评指正。对有些学术问题，我希望有机会和大家共同来探讨、深化。

若本文对大家能有一点点启发、帮助的话，我将甚感欣慰。

骏  良

2010年12月27日

“袁”腔绕梁—再忆“滨忠”

“象海燕张开翅膀海上飞，飞向天际追白云……”。近日我走过一家居民的门口，听见里面在放我十分熟悉的已故著名沪剧演员袁滨忠先生在沪剧《雷雨》里的演唱录音，看来这也是一位“袁迷”在欣赏。这声音又圆润又甜糯，演唱的思想感情也十分丰富。听着听着这天籁般的绕梁之声，它再次勾起我对这位杰出艺术家的怀念……。

三年前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曾两次播放过一档“袁腔绕梁忆滨忠”的访谈节目( 约两小时四十分钟)，为的是纪念袁滨忠逝世四十周年。我作为嘉宾访谈，也参与了节目的录制。

当时年轻的袁滨忠先生作为建国后一个承上启下的、新的沪剧流派创始人，好多沪剧观众至今还深深缅怀着他。他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我们的面前，他的一些经典唱段仍被专业和业余沪剧演员作为范本在教学和传唱。可见袁滨忠在沪剧观众中的魅力之大。

上次节目因时间上的局限，我没有把该说的说完，本月二十八日又是袁滨忠先生逝世四十三周年的纪念日。我作为沪剧老观众、他的铁杆“粉丝”，还是“袁腔绕梁——再忆滨忠”，把我听到的、想到的用文字形式来追忆他的点点滴滴，以飨热爱他的广大观众。

袁滨忠，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员，苏州人，生于1933年，1967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1949年进文滨剧团(后改为上海艺华沪剧团)学艺，师从沪剧泰斗筱文滨。1951年转至上海爱华沪剧团，从艺18年左右。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在沪剧发展史上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所创造的艺术流派——“袁派”是一个年轻的、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沪剧流派。“袁派”的影响深远，在沪剧界是罕见的，值得后人去研究和总结。现在戏曲界对很多青年演员称“王子”，但称得上“流派”的能有几位？

作为一个看了五十多年地方戏曲，尤其是对沪剧，对袁滨忠有特殊感情的我，同大家一起追忆和探讨。

一颗耀眼的“星星”

青年人一般喜爱音乐、歌曲、舞蹈等。戏曲往往是中、老年观众的偏爱。对青年人来说，跨进戏曲圈子好象还有那么一段距离。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此情此景从剧场内观众的年龄层次来看，似乎印证了这一点，沪剧场子内也不例外。但喜爱袁滨忠的观众却与此大相径庭，青年观众占了很大的比例。我当时就了解过他们的成份，市区的工人和学生来看戏的很多，场内总是坐得满满的。近郊的农民来捧场也不算少，但当时限于交通不便，他们往往来看日场（文革前，星期日和节假日各剧团都加演日场。最早些时候，除了天天演日夜两场外，有的时候甚至加演早场），看完了就急匆匆赶车回去。

我是1959年上初中时，在九江路上的“人民大舞台”看了沪剧名家汇演《雷雨》，袁滨忠在剧中饰演二少爷周冲后，才对他独有情钟的。从此“迷”袁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和其他青年沪剧观众一样，都把袁滨忠当作“一颗耀眼的星星”（现在称“偶像”）来追捧。追捧的程度不亚于现在追大牌流行歌星的“粉丝”。

那个年代里，娱乐活动少而单纯。根本没有电视机，经济状况略好的家庭，能买个收音机听听已经不错了，有的只能自己装矿石机来听，有电唱机的，能买几张唱片的极少，有录音机的凤毛麟角，更是稀罕之物，一般只有专业单位才有，因此上剧场看戏听曲成了好多人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当时上海各剧种大大小小的剧团有好多，一些不知名的小剧团和演员也能卖座（不然怎么生存？），不要说看名角了。你要看大剧团和名角的戏，一是买票难，往往是一清早就在剧场门口排队，有的甚至是通宵等候买票；二是等退票难，一张热门的戏票搞到本就不容易，谁舍得无缘无故去退掉。

记得六十年代一个星期天上午十时左右，我经过静安寺的“红都剧场”（现恢复用原名“百乐门”）门口，海报上贴着爱华沪剧团袁滨忠等演出沪剧《父子恨》的信息。只见长长的买票队伍一直排到愚园路转弯（当时我没时间去排队，后来他们在大同戏院再次演出时才补看的）。这种情况，是袁迷们司空见惯的。还有一种情形，不管袁滨忠在什么剧场演出，在开场前的一、两小时前，剧场外面人特别多。不外乎是等退票的和已经有了票、但在等候同伴的。观众一直是人潮涌动。我记得他在新光剧场（现为新光影艺苑）演出《苗家儿女》时，行经在宁波路和广西北路上机动车很难通过。在中央戏院（现为市文化宫剧场）演出《桃李颂》时，北海路和云南中路上人头挤挤；还有一次我去瑞金剧场（现因市政工程需要，剧场已消失）看他们演出的《恩仇箭》，剧场门口人多不去说，就在离剧场约三百米左右、位于延安中路上的71路公交车站处，也有人手持人民币在等候，希望有下车的观众出售退票。爱华沪剧团和袁滨忠的戏就是这样吸引人。

据了我解，喜爱“袁派”的青年观众来自杨浦区的最多，因为该区大厂多且集中，有的全班组工人几乎是倾巢而出一起来看戏。这是一位住家、工作在杨浦区的朋友薛先生对我说过：“爱华”团部驻地也在该区，因剧团条件有限，故经常借杨浦文化馆排戏。作为名演员的袁滨忠，为人和善，平易近人，经常乘排戏的间隙，在馆内辅导业余演员。而业余演员又是青年人居多，接触多了，他们深爱爱华沪剧团和袁滨忠，所以许多青年观众来看他的戏是不足为奇的事了。

当时还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爱华”演出剧场的后门口，夜场散戏后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寒冬酷暑，基本上天天都有一群群青年观众在等候演员出来。他们有的希望能一睹袁滨忠和他的“黄金搭档”韩玉敏在舞台下的风采，有的希望能得到他们的亲笔签名，有的希望跟他们走一段路，和他们交谈几句。袁和韩也非常乐意地和大家交谈，尤其是听听大家对演出方面的意见，这是青年观众们认为最愉快的一件事。袁滨忠的夫人郑威娥女士也曾对我说起过这样一件事：一天夜场散戏后，他们夫妻俩一走出后门就给热情的观众围住了，动都不能动。刚巧有一辆三轮车经过（那个年代很少有出租汽车），在剧场纠察（现在称为保安）的帮助、护卫下，他俩硬挤出人群坐上去。可是车子立即被包围了，人群几乎要把车子掀翻了。他的一位老同事也曾对我说起过，袁滨忠会利用时间“找缝插针”，去看兄弟剧种的演出，目的是学习、借鉴他人之长，来为我所用。一次晚上他难得有空去看合作越剧团的演出，开场没过多久却被周围的观众发现了，场内一下子轰动起来。台上戚雅仙、毕春芳的表演是够精彩的了，但挡不住台下越剧观众对袁滨忠的热情：前面的观众站起来向后望，后排的观众涌上来往前围，楼上的观众也朝前走，人声鼎沸，眼看台上演不下去了。袁滨忠在剧场工作人员的守卫下，只得在挡出一条路中离开了剧场—戏看不成了。

这些就是热爱袁滨忠的观众们。

我不习惯去后台门口苦等，也不去围观，但也深追袁滨忠这“一颗耀眼的星星”。我上高中时，十分注重时间安排，分秒必争。无论是白天、晚上，还是平时、周末，那怕明天要大考，我都会挤出时间去看戏。有时实在觉得无戏看了（因为附近演的戏都看过了，那时一部戏总要演一段时间，不象现在只演几场就收场了），只能把已看过的戏再拣一部“炒冷饭”——重看一遍。所以袁滨忠的某部戏，我往往会不止看一遍。

我这样迷恋看戏，父母说我“太过分了”。我少不了经常挨骂，还给父亲打过几次。当我在学期中或期末向父母出示我优良的学习成绩报告单和学校授予我优秀学生的奖状时，父母无话可说了。只是再三叮嘱我，不要总是没日没夜地看戏，要注意身体健康。其实父母也爱看戏，我从小是他们和邻居们“带出道”的，不过我比他们迷恋的程度更深罢了。

我一直生活在市中心黄浦区，大部分工作经历也在黄浦区，与黄浦区结下了不解之缘。“文革”以前，黄浦区及其周边地区，剧场特别多，给我看戏着实提供了方便。当年袁滨忠一直是在黄浦区的“国泰”（早期演出场所）、“新光”、“中央”、“国联”、“黄浦”、卢湾区的“大同”、静安区的“瑞金”、“红都”、虹口区的“群众”等剧场轮流演出，“中国”、“大众”和“大世界”等剧场偶然也去过。我基本上是步行去看演出的（为的是省下几个车钱，留着还能看戏）。就是略为远一点的“瑞金”，也走着去；“红都”、“群众”和“徐汇”等剧场，只能乘车去了。只要是袁滨忠在那里演戏，我追“星星”就追到那里。

记得1959年沪剧《雷雨》名家会串演出时，我已上初中了，吵着要父亲去买戏票。父亲千方百计地托朋友，觅来一张票。我兴奋得跳了起来，一把抢过戏票就牢牢地藏起来，生怕别人拿走。好不容易等到开演的那一天，一个人就兴高采烈地看戏去了（以往总是与大人一起去的，这次以后我就不要大人陪同，自己开始独立看戏了）。戏中八位名演员的唱腔深深地吸引了我，其中袁滨忠的新腔“飞向我们的新世界”更是让我感到耳目一新，听得我如痴如醉。从此以后，凡是他演的戏，我几乎一只不漏看。

如今我有时同戏迷朋友们谈到袁滨忠时，还绕有兴趣地讲述了当年我学生时代热爱“袁派”的另一些往事：

放学或是外出回家路上，如果听到商店里收音机在播放袁的唱段时，我会情不自禁地停住了脚步，仔细地听，默默地记。这时，两眼虽然盯住柜台，但柜台里有什么商品，价格是多少，我根本就不在意。营业员见我看了多时，就问我，“小弟弟你要买什么？”我一边摇头，一边还在脑子里记着袁的唱腔和唱词。等我心满意足地听完了戏、并对这个营业员友善地笑了笑，表示谢意，才高兴地走了。

一天是星期日，临近中午，母亲说要烧我最喜爱吃的红烧鱼。接着又说一时忘了，酱油已经用完了，要我赶快去买酱油，快去快回。我拎了酱油瓶（当时没有袋装化的），拔脚就走。恰好酱油店的收音机在播放“对农村广播”节目，里面穿插了袁滨忠和韩玉敏的小演唱“问路”。我买好酱油后，站在店门旁听得出神，把母亲嘱咐我的话全都忘记了，等听完后才回家。母亲早就等不住了，只能把红烧鱼变成了清蒸鱼。问我迟回的原故，我作了说明。她又好气，又好笑，说“鱼由红烧变清蒸倒无妨，假如碰到其他要紧的事，那可怎么办呢？”

有时我也会狂奔回家，上气不接下气。母亲吓了一跳，以为出了什么事情。见我急忙打开收音机。才知我是算好广播时间回来听戏的，尤其是袁滨忠演唱的（那时我总是买两分钱一张双面的《每周广播》报，后来它改为了《每周广播电视》。我把一周要听的剧目和它播放的时间牢牢地记住。当时报上刊登戏曲节目播出的时间、剧名和演员都很详细。不象现在简单得很，有时广告一多，版面紧了，索性把剧名和演唱者的姓名全都拉掉了）。遇到这样的情形，母亲就嘱咐我说，以后走得慢一些，当心闯祸、摔跤。后来又发生过好多次，她就一直责怪我。母亲碰到我这样痴迷戏曲，追“星星”的儿子，实在是无话可说的了。

六十年代前期我在高中求学。班上好多同学都十分崇拜这颗“星星”，我经常与同学、还有邻居（交大的学生）同去看袁的《苗家儿女》、《青春之歌》、《红灯记》等演出。课余，我们还常在一起学唱沪剧。同年级的其他班里有一位同学，他家是本地人。他小时候父亲就教他唱沪剧，大一点时再教他学拉“申胡”（沪剧专用的胡琴）。他掌握了一点基本功。有他的加盟伴奏，我们的沪剧活动就更加丰富多采了。记得当时我们起先唱得最多的是《星星之火》和《罗汉钱》等。看了袁滨忠、韩玉敏的《苗家儿女》后，觉得其中一段“话别”更是吸引人。我和同学们中午和下午课间时在教室里天天唱。连得下乡劳动，晚上睡在地铺上还是“大家唱”。唱得大家都会了。一位同学的女邻居闻得我会唱“苗家儿女”，缠着我，要跟我学唱。星期天我专程去教，教了几次，她也唱得很好了。

一天，我与班上十几位同学一起去新光剧场看爱华沪剧团《红灯记》的演出，觉得这个戏的政治意义和艺术质量都非常好。后来学校结合爱国主义的教育，准备在国庆节举行全校文艺汇演，每个班级都要报节目参加。好多同学不约而同想到了演沪剧《红灯记》的片段。尽管困难重重，操作过程不必细述，但大家还是一样一样地克服了。其中剧本是靠说明书上印的唱词和我的记忆整理出来。谱子由我哼唱后，请音乐老师记谱、补充、整理。同学们一致推荐我出演李玉和。后来在专业团体——红霞歌舞团的具体帮助下，我们在课余认真地排练了多次，许许多多的困难一次又一次地攻克了，终于在国庆的前一天，彩装演出了“刑场斗争”一折。虽然演来十分粗糙，许多地方很不到位，但得到了师生们的好评。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连谢了三次幕。这件事使我和同学们终生难忘——因为演的是我们仰慕的“袁派”戏。

就说沪剧《红灯记》，我前前后后看了十七遍（包括每次改动后的各个版本）。从1963年春节“爱华”在红都剧场首演开始，又走遍在新光、瑞金、大众、中国、中央、大世界等剧场的轮演，直至67年10月国庆节在群众剧场，看到他在世时的最后一次演出为止（后又在“共舞台”看过王盘声、张杏声的演出）。

我不过是狂热的袁派“粉丝”中的一员。听说有许许多多观众都喜爱袁派《红灯记》，女观众也不例外。去年我在乘地铁时，无意之中听到了邻座几个上了年纪的女乘客在谈论“文革”前看过袁滨忠的《红灯记》，特别喜欢他的唱腔。她们喜形于色的模样也感染了我。是啊，好的艺术作品是广大观众共同的精神财富。演员虽不在了，但他的声音靠现代科技手段能保存下来，他的形象会深深刻印在热爱他的观众的脑海里。

最近有朋友带口信来，一批当年杨浦区的青年工人“粉丝”（现在都已在花甲之年了），至今还念念不忘爱华沪剧团。他们相约我聚会，大家共同来追忆袁滨忠，诉诉衷肠，更想听一听我介绍袁滨忠的唱腔特色和爱华沪剧团台前幕后的故事，我感动之余，欣然答应了。

“一颗耀眼的星星”——袁滨忠当时给广大沪剧青年观众影响实在实在太深了。

袁滨忠不仅是青年观众心目中的“星星”，更是专业沪剧青年演员的偶像。

著名青年演员徐俊以前在上海沪剧院工作时，他十分喜爱“袁派”，也准备出版学唱“袁派”的音像物。因为他收集到有关袁滨忠的资料不多，在上海电视台工作人员的推荐下，徐俊等三人来我单位找我，说明来意，希望我协助，能提供一些文革后没有公开出版过、播放过的袁滨忠的唱段，补充到徐俊学唱“袁派”的音像资料内。我想，繁荣沪剧，弘扬“袁派”，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是义不容辞的。所以我就利用晚上下班后（我当时每天工作都是在十多个小时以上，压力也大）和休息天的几个日子里去徐俊家。凭着自己的记忆，我先写出唱词，再根据唱词一句又一句、一遍又一遍地哼唱。由熟悉“袁派”唱腔、擅长音乐理论的著名演员吴斌记谱(沪剧作曲家汝金山配器)。徐俊则按乐谱唱出轮廓后，我再帮他把每一句唱腔“精雕细凿”。尤其是把袁滨忠富有特色的装饰音、半音和某些独特风格的唱腔牢牢地“定腔定谱”，力求还原“袁派”唱腔的真面目。吴、汝两人边记边改，徐俊又反复地练唱，一直让我感到满意为止。到底是搞专业的，吴斌记得准，徐俊领悟得快，这样就把《恩仇箭——恋歌》、《红色娘子军——分界岭》、《谁是母亲——认娘》、《红珊瑚——岛遇》等几个段子定下来了。过了不久，“徐俊学习‘袁派’唱腔专辑”的音响资料（磁带和CD片）就发行了。

专辑中的《恩仇箭——恋歌》一折，后来由徐俊去电视台教唱并出版了MTV（与倪幸佳合作）；钱思剑也演出过（与吉燕萍合作），他与顾奇军合作还出版CD片（分别有演唱片和伴奏片）。据说还有其他版本的卡拉OK出版物。这个段子深受沪剧爱好者的欢迎。“恋歌”，经过专业演员多次演唱、业余的“大家唱”、过没多长时间，这个唱段就不胫而走，广为流传开来了。“袁派”爱好者非常熟悉它。

上面提到的几个新发掘的段子，也在纪念袁滨忠有关演出和其他演员学习袁滨忠唱腔活动中展演过多次。这样，既扩大了袁滨忠的影响，又丰富“袁派”资料的宝库。

“袁派”继承人钱思剑他曾对我说，他是通过音像单位公开出版的、唯一的一盘袁滨忠的磁带，爱上了袁的唱腔。钱思剑是“无心插柳柳成行”才踏进“袁派”圈子的。当时他在崇明沪剧团演出沪剧《雷雨》，也是扮演袁滨忠当年的“周冲”一角。大家发现他的嗓音很象袁滨忠，建议他专攻“袁派”。这件事后来又引起了连锁反应，得到了方方面面的重视和关切。他也受到了激励，增强了学习“袁派”唱腔的信心。调到上海沪剧院后，他更是“张开了艺术翅膀飞翔”，业务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了“袁派”艺术最好的传承人。

上海长宁沪剧团的黄爱中也在努力学习“袁派”唱腔。

以前还有专业剧团的，如“群艺”的俞洪康、“艺华”的项凤根（后改名为项军）和陈光荣（后转至“长宁”）、“长宁”的程建华等，在学唱袁派上也各有建树。

就现在来说，好多专业和业余的中、青年沪剧演员虽然没有见过他，但也喜爱他铿锵有力、金属般的嗓音。他们在努力学习“袁派”唱腔。袁滨忠的演出录音在文革前有好多，可惜的是全没了，现在连得电台也仅存一点点。有的因日长时久，录音老化磨损，如袁滨忠和韩玉敏1965年在农村创作演唱的小戏“上一课”，听说电台在努力抢救。现在的“命运”也不知如何了。

唱腔资料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绕。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准备，我仗着对“袁派”唱腔的熟悉、年轻时记忆力强、文字记录速度快的长处，下决心要做一件事：

在专业的陆敬文（原艺华、长宁团）、陈振梁（原爱华团）和业余的穆继仁等多位乐师的协助记谱下，我又搞出了几个频临失传的“袁（滨忠）派”（也有其他沪剧、越剧流派）的唱段，让它们“重见天日”。如“袁（滨忠）派”《谁是母亲》、《苦菜花》、《南海长城》、《父子恨》等多个选段。我也整理出了几个失传的他演过的沪剧剧本选场。如《红色娘子军——分界岭》、《谁是母亲——认娘》（该两文已在“中国沪剧网”上登载）。我愿意继续再发掘，成果无条件地奉献给大家。目的是为“申遗”成功的沪剧再做点事，宏扬“袁派”艺术再出点力。

袁滨忠虽已故世四十三年了，但现在“袁派”唱腔还是被“炒”得火热，“星星”继续在闪耀着熠熠的光辉。我相信经过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沪剧和“袁派”艺术是大有希望的。

“星星”的魅力，不仅在唱腔上，更体现在演出剧目的选择上。

时尚的剧目

无论是剧团要创名牌、求生存的需要，还是树“明星”的需要，在观众心目中，爱华沪剧团和袁滨忠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艺术形象。因此剧团选择剧目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同时安排、组织的唱腔也讲究高质量的。老团长、沪剧表演艺术家凌爱珍专门组织人员为袁滨忠和韩玉敏“量体裁衣”、度身定戏、写戏，充分发掘他们的“闪光点”。

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仅在上海一地的市区和郊县就有十几个专业沪剧团体，“长三角”的苏州、无锡、常州、太仓、吴县等地区也有不少，当然还有活跃在各处的业余沪剧团体。但在观众中最有号召力的还是在上海的“人民”、“艺华”、“勤艺”、“爱华”、“长江”和“努力”六个沪剧团。这六个剧团中都拥有一批有影响力的沪剧表演艺术家、流派创始人和头角峥嵘的中青年演员。因此演出市场竞争相当激烈，谁也不肯认输，简直是在打“擂台赛”。每个剧团都接连推出好戏，拿出看家剧目。有的时候甚至同一题材或同样剧名的戏，也是先先后后各管各演。如沪剧《雷雨》除了59年的明星版本外，建国后“人民”、“爱华”、“努力”和“勤艺”（分团）等都单独演出过；根据话剧改变的沪剧“南海长城”，“爱华”演，“勤艺”演，“努力”也演。一些经典的西装旗袍戏在六十年代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剧目精彩，流派纷呈。六个剧团都展开了无声的“擂台赛”（因篇幅较多，这里不展开了）来吸引观众，更不要说其他沪剧团了。一段时期沪剧开放了剧目，一些经典的、传统的剧目更是大家都在轮番演出。演出市场一派繁荣，真可谓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见舞台竞争是多么激烈，没有深厚的功底和实力是站不住脚的。

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爱华沪剧团”从资历上来看还是“小弟弟”，袁滨忠和韩玉敏还是“小字辈”。虽有老艺术家凌爱珍支撑着，毕竟势还单，力还薄。所以剧团特别着力在剧目的选择上下功夫，走自己的路。

“爱华”1951年建团后，据说共演过九十几个剧目，其中大戏是七十几个。从一系列演出来看，我给他们总结了剧目的套路是“题材广泛流行、贴近时代脉搏、反映社会热点、紧跟文艺动向”。剧团群策群力，自力更生，兼收并蓄，善于引进，充分利用戏曲这个综合艺术，力求做到“导演思路开阔、表演时尚前卫、作曲标新立异、服装绚丽多采、舞美朴实写真、灯光调度到位、效果几可乱真”等。套用现在的一句话——“与时俱进”。剧团采用最时髦的、有效的艺术手段，适应当时的观众需求，与演出市场抗衡，与兄弟剧团竞争，保证剧目在上演后一炮打响而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演出剧目，既取得了经济效益，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又说在文革开始后，各沪剧团相继停演，没有票房收入，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局面就显露出来了，许多剧团连工资都发不出，而“爱华”还有十六万元的积累（这笔数字在当时是不算小的了），这还不是靠剧团的几块“牌子”撑下来的，其中袁滨忠是最响当当的“硬牌子”。

剧目有袁滨忠和韩玉敏的参与演出，就体现出热烈澎湃的青春气息，久演不衰；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生命力极强。“爱华”的好多剧目总是复演了好多次，经久不衰。

沪剧在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许多坎坷的阶段。由于几代艺人勤奋的积累，而保留下好多剧目。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袁滨忠从艺的年代里，单从男演员来说，老艺术家如王筱新、筱文滨、施春轩、夏福麟、孔嘉宾等还健在，一批已逐步成为流派演员的解洪元、邵滨孙、赵春芳、王盘声等正如日中天。搬搬他们现成的剧目来演出是非常省力的。但爱华沪剧团却另辟溪径。在学习、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为袁滨忠和韩玉敏度身定作，大量编演以反映现实、贴近生活的现代戏为主的剧目（当然也不排斥传统剧目）。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把一些热映的、适合沪剧演出的电影，改编后及时搬上舞台演出。如把墨西哥影片《生的权利》改编为沪剧《谁是母亲》，优秀影片《红色娘子军》改编后仍用同名上演。因为这些电影放映后，观众反响比较好。回过头再来看看沪剧也不为过。观众欣赏了电影和舞台两种不同的表演形式，认为非常值得。

剧团也把优秀电影文学剧本改编为沪剧本。如《雄鹰飞回苗山冈》——改编成《苗家儿女》、《春风吹到诺敏河》——改编成《春风》等。尤其是剧团在下乡演出时，发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非常适合改编成舞台剧。所以就有后来的沪剧《红灯记》，并被京剧再移植、改编为“革命样板戏”。这个戏家喻户晓、影响全国。在这个戏中，袁滨忠跨角色“行当”，出色地表演了戏曲舞台上的第一个“李玉和”，博得行内外的一致好评，也是他艺术生涯达到顶峰的显著标志。

有的小说出版后，引起读者的“购书热”。“爱华”又及时地它们引为舞台剧。如沪剧《奇怪的信号弹》、《青春之歌》、《苦菜花》等都是改编演出的。这样把小说中抽象的艺术形象化作舞台上栩栩如生的动态人物，得到了沪剧观众的赞赏。

通过改编演出，剧团把电影观众、小说读者“拉”进了沪剧队伍，而这个队伍中又是青年人居多。这样“雪球”越滚越大，扩大了剧团的影响，袁滨忠自然成了最好的媒介。他精湛的演技和动听的唱腔给人有耳目一新感，也自然争取了许多新的沪剧观众，其中大部分是青年观众。《奇怪的信号弹》就是我在学生时代第一次看他演的主角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从此以后，他的戏我几乎一个不漏看，成了他的“铁杆戏迷”。对他的戏和唱腔，我至今还能如数家珍般的说出道道来。

许多优秀话剧既反映当今“火红的年代”的风貌，又配合政治形势，对广大人民群众起了积极的教育作用。 “爱华”也保留话剧同名 ，及时改编演出了《年青的一代》、《南海长城》、《千万不要忘记》、《雷锋》等。演出后，观众反映很好，袁滨忠的有些经典段子至今还在广泛流行、盛唱。

企事业单位往往喜欢利用文艺形式，对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沪剧是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带有浓郁上海地域色彩的文艺形式。好多企事业的工会组织，往往通过团体包场看戏，跳过了干巴巴的政治说教，同样也达到了教育职工的目的。“爱华”搭准了他们的脉搏，抓住时效，把以上的优秀现代剧目，争取、组织团体包场，效果也十分显著。

剧团也重视移植、演出了话剧的经典版本。如《雷雨》、《夜店》、《少奶奶的扇子》等，后来好多剧目也成了“爱华”的保留戏。《少奶奶的扇子》，自五、六十年代起，老中青三代人一直演到九十年代，几个主要段子目前还在观众中泛泛演唱。

“爱华”也移植其他热门戏。如歌剧《红珊瑚》的主题歌——“珊瑚颂”的流传，给沪剧《红珊瑚》引来了大量的观众；福建蒲仙戏《团圆之后》也被移植为沪剧《父子恨》。在这个戏中袁滨忠头戴状元帽、身穿大补服、脚踏粉底靴，扮相十分俊俏，使观众难得一见——欣赏到他的古装戏。这两个戏中，袁还有几处足见功力的肉段戏。如《红珊瑚》中的“岛遇”、《父子恨》中“哭灵”等，都成为青年演员学袁派的范本。

题材选择上演绎少数民族的爱情戏也是爱华沪剧团的另一个特色。沪剧演少数民族戏在其他剧团是不多的。“爱华”当然是针对观众群中的青年观众占多数的情况而定的。除了上面已讲到的苗族戏《苗家儿女》外，也改编演出了藏族戏《我们播种的爱情》，景颇族戏《恩仇箭》等。舞台上的异族的风情、灿烂的服装、动听的唱腔深深地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袁滨忠和韩玉敏演唱《苗家儿女》中的“话别”一折，至今还为大家公认是经典剧目。

“爱华”不“排外”，也“怀旧”。优秀传统剧目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值得后人继承、发扬。西装旗袍戏《碧落黄泉》、《石榴裙下》、清装戏《拔兰花》、《双落发》等，袁滨忠也积极搬演，演出照样火暴。如《碧落黄泉》是“文滨”剧团凌爱珍、王盘声和“艺华”剧团王盘声、王雅琴的看家戏。但袁滨忠和韩玉敏在学习前辈长处的基础上，演出了自己的风格。观众的评价是：王盘声演得好，袁滨忠也不差，各有所长。

“爱华”也化了大量的精力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剧目，如《桃李颂》、《书香人家》等。《桃李颂》是根据上海解放前夕交通大学学生领袖穆汉祥事迹改编的。其中袁滨忠的优秀唱段特别多，如“向往解放区”、“坚决留下来”、“临别勉励”、“布谷鸟叫了”和“决不辜负党教导”等。一出戏有这么多的唱段，而且历经四十多年，电台还时常在播放，舞台上也经常有片段在演出，广为流传，实属不易。

上述剧目中，袁滨忠都出演主角。他往往把现代情怀和传统曲调巧妙地融汇一体，再经他认真的二度创作后，好评如潮。观众们都说，“爱华”剧团不算大（区属、集体所有制、自负盈亏），但戏是只只好，几个主要演员（凌爱珍、袁滨忠、韩玉敏等）个个有号召力。听袁滨忠的唱，就象上海人讲的，“吃糯米团子——又甜又糯”；看他的表演，又如梦如幻、似痴似醉，实在是一种艺术享受。

袁滨忠在演出剧目上结合个人风格并注意选择外，还十分注重表演艺术。

特色鲜明的沪剧“袁派”艺术

我认为袁滨忠作为“星星”的魅力主要体现在其唱腔特色和表演风格上。他特色鲜明的唱腔，稳健端庄的表演风范，无不为广大观众赞赏。

袁滨忠注意用各种表演手段来塑造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尽可能用完美的音乐语言组织成一整套唱腔，从而揭开人物多变的内心世界，抒发丰富的、细腻的思想感情。因此他的演唱、他的表演是跌宕多姿的。他演的角色都有鲜明的个性，给人有过目不忘的感觉。

如《桃李颂》中演学生领袖陶国祥——稳重机智，赤胆忠心；《红珊瑚》中演解放军侦察员王永刚——刚强挺拔，足智多谋；《年青的一代》中演大学生林育生——自私又单纯；《父子恨》中演新科状元施佾生——稚嫩又重情；《少奶奶的扇子》中，演金融巨头徐子明——年轻、干练而老谋深算；《苗家儿女》中演青年农民卡良——热情、纯朴、忠厚。尤其是在《红灯记》中，袁滨忠扮演了铁路工人李玉和，艺术上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中几场戏，如演“粥棚脱险”——机警、诙谐；“赴宴斗鸠山”—— 先机智灵活，不温不火，后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在“刑场斗争”中——既富有革命的人情味，更体现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

袁滨忠很少演老生戏，但在《沙岗风云》中扮演了农民张老根——忠厚、纯朴。

他成名后极少演反面角色。但在《夜店》中，他却演了一个叫“金不换”的一个人物：头戴瓜皮帽、太阳穴上贴了一小张狗皮膏药，眼角下垂、满脸倦容，身上穿着吊角长衫、两手不是滚骰子，就是束在袖笼里——一副圆滑、奸诈、败落相。加上运用了特定的反派唱腔、丰富的肢体语言，把一个地痞流氓、泼皮无赖的形象活生生的展现在观众面前。

有人不希望他演下三流的人物，说有损他潇洒、英俊的形象。但袁滨忠却认为一个演员什么人物都要演，不能定格在演一种类型人物上。可塑性强的演员才是好演员。

袁滨忠演过工农兵学商(包括少数民族)等多种人物。观众感到他演的张三，决不会是李四；人物从不脸谱化，性格也不尽雷同。每一个角色就是体现了不同的个性。

戏曲演员重唱。袁滨忠的唱腔与众不同，在高低音和装饰音的运用上更有其独特风格。在长期舞台实践中，他结合自身条件，在努力学习、借鉴他人特长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风格的唱腔，这就是“袁派”唱腔。

袁滨忠天生有一副好嗓子，音域宽阔，音色亮丽。他不直直地用本嗓唱，而是讲究合理用气，强调科学发声，注意调动身上的器官共鸣。他的演唱特色是“音色甜糯、字正腔圆、潇洒飘逸、刚柔相济、高来低去、应付自如、以声传情、以情制人”。

他的唱，吐字清晰，抑扬顿挫、嗓音似金属般的铿锵有力，有人赞他为“天籁之音”。他的唱，既不是平铺直叙，也不是淡而无味，而是张驰有度，甜糯醇厚；他的唱，不是在用高音时直吼，唱低音时却无声，而是上得去，下得来，放得开，收得拢；他的唱，恰到好处地运用“半音”、装饰音，把小腔转弯抹角地唱足，更显得旋律明快轻松，风格多姿多采；他的唱，感情丰富，在不同角色中反差极大，用音乐语言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跳跃在观众的面前；他的唱，有时在传统曲调中，却会把该唱的部分切断，显得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他的唱，有时也会把本不该唱的音乐过门也唱进去，显得别具一格；他的唱，善于借鉴其他剧种积极的音乐元素，他为我用，为其塑造人物形象服务，体现剧情的需要和时代的风貌。

他的“天籁之音”在播放时，戏迷们往往是听而不想离开，坐而不思起立——完全被其吸引住了。不是吗，听着他丰富多变的演唱，听众往往会感到有时味同嚼腊，有时却口含蜜糖；有时怒火中烧，有时却温而文雅；他唱得激昂时，象瀑布奔腾，一泻千里；唱得深情时，又象碧波荡漾，莺歌燕舞。反差特别大，味道特别浓。时时激活了观众的听觉、视觉，台上、台下产生“互动”，有了“共鸣”效应。他的表演艺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我挑选几个观众比较陌生的袁滨忠唱段来介绍其流派唱腔特色。

在《千万不要忘记》一剧中，袁滨忠扮演了主人公丁少纯一角。其中“转变思想”的一段中，他唱得声情并茂、催人泪下，不亚于《年青的一代》中的名段——“手捧日记心似焚”。这两段都是唱“慢中板”，可谓板式基本相同，但细细辨来唱法却不一样，前者懊丧，后者悔恨，有同曲异功之妙；在《红色娘子军》一剧中，他演的党代表洪常青用自己的身世来启发琼花阶级觉悟的一段“赋子板”，唱得声泪俱下、字字流畅、一气呵成；《南海长城》中的一段“钻进自己的壳里响”，用 “中板”加“十字调”的演唱表达民兵连长区英才规劝妻子阿螺不要丧失革命警惕性，显得委婉、情切；在《少奶奶的扇子》的“赠扇”一场、“爱华”剧团演《雷雨》的大少爷周萍的几场戏、《父子恨》中的“探妻”、“哭灵”等几个段子，袁滨忠都根据角色的身份、地位和当时的情景，组织了成套各不相同的、感情变化多端的唱腔，使人百听不厌。

又如《苗家儿女》中“话别”的一折，唱腔优雅、甜糯，体现了主人公热恋时的幸福、向往；当复员回来，发觉迈香婚变，在家中火炉边，一面烤火，一面独叹的一段唱显得压抑、忧郁，表现了主人公苦闷、彷徨；在担任党支书的母亲卡咪的启发、教育下，以及与迈香“小桥会”沟通、解释情由后，唱腔转向畅朗、明亮。通过不同的音乐语言、声情并茂的唱腔，人物的思想感情变化、过渡妥帖自然、层层递进，象剥春笋一样，一层层地去壳，细致得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境界，把一个鲜龙活跳的青年形象展现在观众面前。《苗》剧在唱腔设计上，根据剧情的发展变化——运用多种板式和曲调。在剧中人欢快时，用长腔类唱腔作为基调，结合“流水板”、“三送”等；情绪懊丧时用“慢中板”等，说明问题时，用适合叙事的“清板”（而且他往往不用弹拨乐器来衬托）等，在误会消失后，心情豁然开朗了，音乐旋律又体现了明快亮丽，刚柔相济。剧中“话别”一段飘逸潇洒的唱腔，听后使人句句入耳、声声动听。尤其是“让我在树王身上刻下我心愿”一句，在处理上运用了常用曲调“三送”起腔。但“三送”而不“送”，如上面所说，被他有意地“切断”了，只是在“愿”字上加了一个短促的音节，与鼻腔共鸣拍拖了一下，让人听起来感到格外清新、别致。这段唱腔四十多年后仍为经典中的经典。不同板式的合理运用，显得唱腔丰富而不呆板，多变而不重复，体现了袁派鲜明的特色。

又如在《谁是母亲》中的“认娘”一段，袁滨忠唱了短短的十四句。却把袁派的特色发挥的淋漓尽致，透彻无边。

主人公方家宝在家门口，旁听了两个母亲讲述他出生后一系列的悲惨遭遇时，“认娘”的一段从“散板”起腔，“侬为啥勿将孩儿叫”，适当运用鼻腔和头腔共鸣，给人有一个在哭泣的感觉；接下来第二句是“难道侬狠得起心肠勿肯将我认”中的“侬”字，运用鼻音共鸣、加上“延音”的处理。如此唱法，体现了方家宝欲哭无泪、恳求无门的心情，同时也表达了其寻找生母的迫切愿望。后面一句，在运腔上注意气息变化、在咬字上适当运用重音，如“今日我重又回到娘怀抱”，突出“娘”字。把方家宝长期淤积在心中的思母、恋母的情结一下子迸发出来了。最后一句“捺两个母亲永远留在我的心坎上”的“坎”字，放慢了速度，揉进两个十六分高音符，又加上他常用的装饰音，表现了主人公拥有两个母亲的自豪心情。

在从艺的实践中，袁滨忠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把他夯实的基本功底和艺术技巧在奉献给观众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具有独特风格的唱腔——这就是与众不同的“袁派”唱腔。

我为他的“袁派”唱腔的形成总结了三句话：“善于借鉴”、“勇于创造”、“敢于破旧”。

袁滨忠师承沪剧泰斗、一代宗师筱文滨。他在继承了“文派”儒雅之风的基础上，又学习了王盘声等多位艺术大家在声腔上的建树，结合自身的条件，根据剧情和人物的需要，在组织唱腔时不单纯模仿、或生搬硬套其他流派，而是讲究唱腔整体的谋篇布局，起承转合恰倒好处；积极地、大胆地进行学习、探索、借鉴、创造、发展、总结，才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风格的沪剧流派。

如“文派”名唱段《三国开篇》中有两句：“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貂蝉为国除奸雄”中的“除奸雄”这句甩腔，是“文派”典型的唱法，对丰富沪剧男声腔起了积极作用。这为好多男演员借鉴运用（如邵滨孙等），成为沪剧的常用唱法。

袁滨忠也经常借鉴乃师的这样唱法，如《苗家儿女》中有一句“我更想你赠我银簪订终身”的“订终身”，三个字，唱的时候讲究朴实些，体现了卡良对迈香的一往情深；同样在《桃李颂》一剧中，也有这样的唱法：“今夜我只嫌时光快，叫我如何讲她听”中的“讲她听”。他与同学、女友李慧英经组织批准、已约好同去向往已久的解放区。因临时知道，对敌形势有变，他自己向党组织坚决要求留下来与敌人作斗争。但又想到突然的变卦，不能让李慧英不高兴。唱的时候注意速度略为慢一些，把他当时的矛盾心理描绘出来了。

袁滨忠的同曲异功,往往使不同的人物形象有不同的感情色彩而出现在舞台上。

当时剧团演出频繁，有时甚至一天日夜两场，平时还要参加排练和一些社会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尽量挤出时间，注意学习、借鉴本剧种名家的长处为己所用。如学习王盘声的发声、吐字技巧，学习赵春芳的脑鼻音共鸣，学习其他老一辈演员组织唱腔的方法等，琢磨储存，后积薄发。他还听评弹、看电影、话剧，看其他戏曲剧种的演出，吸收其中的“养料”。他结合剧情，在人物的需要时，对“拿来主义”进行发展、创造、补充成为沪剧的一部分，丰富了沪剧的唱腔。

如袁滨忠在《朝霞红似火》一剧中，把淮剧的高腔元素试融入在沪剧唱腔中，应该说是成功的。尤其是他演的“恩仇箭”，其中的“恋歌”一折，开头的一句唱“你是天空的月娥”中的“你是”两字，他完全摒弃了沪剧原有的传统板式，也是借用淮剧的曲调起腔，在“是”字上作放慢速度，旋律起伏，一波三折，再用“弱拍”的处理。充分体现了主人公龚柏龙对恋人莫兰的崇拜、爱摹心情。这样的唱腔组织，与后面的板式安排吻合得天衣无缝，相得益彰，看不出有裁剪、拼接的痕迹。观众听了没有感到不自然，反而觉得非常新鲜。承认这是他的创造，是对沪剧曲调的发展。

记得多年前，著名沪剧演员徐俊和一些沪剧音乐工作者同我探讨袁滨忠唱腔时，我为失传的《恩仇箭》中的“恋歌”一折作了回忆哼唱。他们听了“你是天空的月娥”一句起腔时，都说这不是沪剧的唱法，怀疑我是否记错？我表示，虽然这段唱已绝响四十多年了，但它不仅印在我的脑海里，而且刻在我的骨髓里了。所以我坚持袁滨忠的原版唱法，不能按常规的作改动。后来他们也从袁滨忠的太太处得到了证实。袁太说：“他常常学习别的剧种的东西，喜欢标新立异的创造，来丰富自己的唱腔，体现与众不同的风格。”

韩玉敏也讲起过。她同袁滨忠在《恩仇箭》中演对手戏。一经我重新提起，她也肯定说原来就是这样唱的。

同样袁滨忠在《父子恨》中又借鉴了越剧的元素，在《红灯记》中也糅合了京剧的成分（重头在“赴宴斗鸠山”一场戏中），非常妥帖。

这里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演现代戏时，剧情和唱腔的矛盾尤为突出。在舞台实践中，袁滨忠往往感到原有传统的、程式化的某些曲调已不适应刻画人物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他认为沪剧不能墨守成规，一定要作适当的“洗心革面”，才能跟上形势的需要。因为时代在发展，艺术也要推陈出新，顺势应变。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唱腔新一点，节奏快一点，有时代气息。

唱腔的革新、破旧既要体现借鉴前辈的长处和传统的精华，但又要随着剧情发展和人物的心理变化而变化。“袁派”唱腔就是经常跳出了老框框和旧圈子，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唱腔，才适合剧情的需要和剧中人思想感情的变化，用恰如其分的音乐语言塑造出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

韩玉敏老师也曾对我讲起过，有很多唱腔都是她和袁滨忠根据剧情需要和自身条件自己创作的；有的唱段在几场演出后两人有同感，觉得不舒服。他们自行修改、设计（所谓“二度创作），再会同作曲再三斟酌商量后重新定稿的。

其实细心的观众（听众）也早就注意到了：在袁滨忠和韩玉敏演出的每部戏内，总有那么一段、两段或几段新腔出现。该团的夏剑青老师就印证了这一点。他说：“（他们演的）每部戏总有新的“亮点”，新的创造，但观众还是承认这是沪剧，而不会说是歌曲或其他。

“袁派”唱腔是时代的产物，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而产生的。

如“夜夜游”是沪剧的一个常用曲调。男女唱口、正反角色都能用。丁是娥在《鸡毛飞上天》中扮演人民教师，在“题标语”一折用的是“夜夜游”。邵滨孙在《江姐》中扮演国民党特务头子沈养斋，游说共产党人江姐时的一段唱等都是用这个曲调。

袁滨忠在《桃李颂》——“向往解放区”一段中，剧中人陶国祥听到同学、女友李慧英来转告，组织上已安排他们一起到向往已久的解放区，这时他的一段唱也运用了“夜夜游”。但他和作曲一起作了改变，使这个唱段既有歌曲的风格，又不失沪剧的味道。这段唱腔旋律的变化，像医生看心电图的曲线一样，既有总体的平稳，又有几个区间的波动。这段新腔把陶国祥既听到了向往已久的消息，又马上就要成为现实的激动、愉悦心情表现得入木三分，回味无穷。而观众一听就知道还是“夜夜游”的曲调，不过作了点变革。改编后非常得体，给人有个新鲜感。

但“夜夜游”的的曲调在具体运用时也不是一成不变、一味套用的，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物间还是要有所变化。如在《千万不要忘记》一剧中，袁扮演青年工人丁少纯一角，当他“以赚钱为准则”而旷工去打野鸭（与往常一样，回家后由岳母去卖掉换钱），给妻子和岳母叙述为赶回末班火车而误点了，索性返回去再打更多的野鸭而获得“丰收”而不顾上班迟到的时。袁滨忠依旧运用了“夜夜游”曲调。但他又不是在《桃李颂》中的唱法。这时的演唱显得有气无力，有些地方音节的跳跃性特别强。刻画出一个意志有些消沉、浮夸，忘记了工人阶级远大目标的后进青年的形象。这种“夜夜游”的唱法使观众感到是完全符合丁少纯当时精神面貌的。他没有把原来的曲调改得面目全非，而是根据人物感情变化的需要，适当作了些变化。变来变去，万变不离其宗，此“宗”还是“夜夜游”，还是沪剧。所以说效果是好的，创造是成功的。不象现在，有的地方戏曲（包括沪剧），曲调改革后，不象该剧种了，到成了“戏歌”，或者说是用地方方言在唱歌曲了。

“袁派”艺术是“在继承上发展，从传统中创新”，广采博收、绚丽多变、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所以他的艺术特色是渊源流长，水到渠成的，是富有生命力的。这是专家和观众一致公认的。

看看现在有好多沪剧演成话剧加唱，沪剧唱得像歌曲（好听一点叫“戏歌”），台词用字、词接近或者完全按普通话的语法规范，地域色彩也消失了。我不否定沪剧为适应形势需要和观众审美角度的变化而变化，除了在一些严肃题材上要求剧目和唱腔可以规范些、经典剧目则力求保留，不随意删改外，其他剧目和唱腔完全可以更生动、活泼些，地域色彩浓厚些。但沪剧要坚持姓“沪”，不要创新得把老祖宗的“遗产”全丢光了。

从上面一系列的介绍来看，爱华沪剧团和袁滨忠在继承、创新、发展这几个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他们演的还是沪剧，唱腔革新了，观众还是说他是沪剧曲调。

今天我们回顾袁滨忠的艺术生涯，希望袁派艺术代代相传，可用《红灯记》中的一句话——“庆幸后继有了人”。

可喜的是上海沪剧院在2004年也为钱思剑度身定作，请原作者之一夏剑青，把原“爱华沪剧团”65年版的沪剧本作适当的修改；还请了院外的导演何双林为其表演上作加工、提高，复演了沪剧《红灯记》。演员阵容上有两位正、副院长、名家茅善玉、马莉莉配戏、助演，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把袁派的精典剧目传承下来了。

2005年上海沪剧院又在袁太太的大力支持下，办了袁滨忠的专场演唱会，比较全面地展示袁派的代表剧目和丰富的唱腔，体现了“袁派”戏的魅力。在最后一场尾声戏中，当舞台上出现袁滨忠虚拟的形象，演唱到怀念、呼应观众和家属这个片段时，更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全剧在高潮中结束，观众带着留恋的心情离开了剧场。

现在仍活跃在沪剧舞台上，学习“袁派”的专业演员有钱思剑、黄爱中等。他们刻苦努力，年富力强。他们的表演都为观众所肯定。希望他们再进一步学习、探索，真正取得袁派艺术的真谛。

去年6月份钱思剑有举办了《饮水思源 艺苑建树》的个人演唱会。结合艺术实践，他不但学习、继承了“袁派”唱腔的精华，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发展了“袁派”唱腔。

黄爱中也在2003年4月自筹资金办过“学袁滨忠沪剧流派”专场演唱会。在一些名家的配演下，把袁派的经典剧目献给了观众，效果也比较好。

至于业余学唱袁派戏的票友则更多了。我也认识几位唱袁派的佼佼者。他们经常唱他的代表作，也化妆演出袁派折子戏的片段，都博得了观众的好评。

“沪剧红灯高高举，袁派自有后来人”。相信沪剧“袁派”这朵奇葩在众多园丁的辛勤浇灌下会越来越兴旺茂盛。祝愿“袁派”艺术青春常在;也祝愿耀眼的“袁星星”带出更多闪光的“小星星”。

广大观众希望戏曲繁荣起来，沪剧兴旺起来，多出好戏，多出好演员，多出真正的流派演员。希望戏曲、希望沪剧的明天就像鼎盛时期那样昌盛。

当然除了专业院团本身的努力之外，还要靠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政府不光在文件中、口头上屡屡表示“扶持”，更要拿出行动和实力来。目前政府包养一朵“兰花”是远远不够的，百花齐放才是春呐。代表上海地域文化的、已“申遗”成功的沪剧也要关心。

“‘星星’靠‘星星’”

一颗星虽耀眼，但光芒毕竟有限，群星才会璀璨。袁滨忠成长的过程，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常言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袁滨忠和其他戏曲演员一样，内因起决定作用，是靠自己长年在舞台上的努力与实践，才能有事业上的成功可言。

但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肯定有方方面面为他创造了许多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就一个“角儿”来说，要被广大观众认可，特别是要在艺术上有所建树，光靠自己的努力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外因”——外部条件为他铺垫、帮衬。袁滨忠的迅速“窜红”、“耀眼”，这是同领导支持、前辈让台、重点扶持、搭档相配，适当的时候又要帮助他及时总结、为他宣传弘扬是分不开的。真可谓“他的这颗‘星星’是靠其他众‘星星’的光芒来照亮的”。尽管是“好苗子”，但要有人肯培养；成长过程中也需要有人肯搀一把，扶一程。“天籁之音”要有能给观众赏析的机会。不然的话，会造成“一颗星星云内藏，不知何日放光芒”。袁滨忠十分幸运地遇见了“伯乐”，碰到了好机遇。照亮他的有几颗“群星”：

首先是值得一提的、关键的“星星”，是已故的爱华沪剧团老团长、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凌爱珍。她在自行组建剧团后，考虑到自己虽然处在艺术成熟期，在观众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但毕竟已是四十岁的人了，非常开明地认为晚让台还不如早让台好。一是别人有用武之地，二是自己也可把精力放在行政工作中，三是“爱华”的牌子可多支撑几年。她知才用才，慧眼识宝，看准了对象。及时地从人才济济的、“藏龙卧虎”的“艺华沪剧团”（原文滨剧团）里千方百计地把当时还排不上角色的学徒袁滨忠“挖”过来，并积极为他创造成长的条件。凌爱珍是行家里手，懂得培养演员的规律，不能“拔苗助长”，一步登天，得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让他从“七客一过路”（沪剧的行话）的龙套、配角做起，再逐步让他压担子，直至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时，才让他挑起了大梁，成为头肩小生演员。

凌爱珍懂得“一只手拍不响”。要给袁滨忠找个年龄相仿的艺术搭档，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其实她心中早有了“谱”：有意识地选定了有艺术潜力的韩玉敏为当家花旦的接班人。加上两人本就熟悉。有这样的基础，选定的“搭档”肯定合拍。凌爱珍果然有远见，后来的事实证明袁滨忠和韩玉敏都不是“捧不起的刘阿斗”，成了剧团的“台柱”。

剧团充分发挥他们的艺术特长，调动他们演出的积极性。专为他俩度身定戏，安排角色也恰如其分，果然演出达到了轰动效应。

凌爱珍还经常带了袁滨忠、韩玉敏或上电台播音、或参加沪剧界代表人物和公众的大活动等等，利用各种形式和场合，对他们广泛进行宣传，为广大观众所熟悉，让他们迅速在舞台上站稳脚跟。

五、六十年代，凌爱珍在艺术上正处于成熟期和丰收期。或论资排辈，或以团长的身份，她都完全可以专演主角。但她非常明智地让台给袁滨忠、韩玉敏和其他青年演员。有的戏她宁可做配角，也要为袁滨忠、韩玉敏和其他青年演员们垫戏、压阵；有的戏她干脆就不出场了，就放开手脚让他们担任主角。

前面提到的《父子恨》、《碧落黄泉》、《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桃李颂》、《青春之歌》等剧，凌爱珍都演配角，出场不多，唱段也很少；在《书香人家》等戏里，主角干脆一分二，韩玉敏演上半场，凌爱珍演下半场；《红色娘子军》、《南海长城》、《恩仇箭》、《拔兰花》等戏，凌爱珍干脆不上场，只做点行政和幕后工作，来支持袁滨忠、韩玉敏和其他青年演员们挑大梁的演出。这样的安排，才使青年演员有机会脱颖而出。

当年袁滨忠在舞台上“小荷才露尖尖角”，艺术上有点“气色”时，凌爱珍就抓住难得的好机会，积极推荐他参加戏曲史上“里程碑”式的1959年沪剧名家《雷雨》汇演。这样能让袁滨忠在众多名家面前显山露水，也引起了观众的瞩目。老团长可谓仁至义尽，用心良苦。

这次“汇演”，的确是一个极好的机缘，给袁滨忠在从艺道路上开创了新天地。从此他的艺术成就像江河一样，一泻千里，直通大海。还不到三十岁的年纪，却成为深受观众欢迎的表演艺术家。

综观文革以后至今，老艺术家让台扶新的事例有很多。但在五、六十年代能有这个举动确实是一个奇迹，十分罕见。凌爱珍的言行让同行和观众钦佩、刮目相看。她对剧团建设和人才培养卓有远见，卓有成效。剧团的员工们都对她尊敬有加，刮目相看。她的大弟子凌亦平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称赞她不但是个优秀沪剧表演艺术家，而且更象一个成功的、有魄力的“企业家”。

老团长还“举贤避亲”，这一直也在沪剧界被传为佳话。团内“凌门”男女弟子多的是，如凌亦平、凌秋平、凌燕蓉、凌曼蓉等等，但凌爱珍就是实事就是，量才录用。演出经常是这样安排的：没有“血缘”关系的袁滨忠和韩玉敏一直担任主角，而自己直系的弟子们却演经常配角；或者袁滨忠和韩玉敏演A角，弟子们演B角；或者顶袁滨忠和韩玉敏的缺。这样的安排，自然为袁滨忠和韩玉敏创造了增加舞台实践的机会，加快了艺术成长的脚步。袁滨忠和韩玉敏就是在这样良好的艺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爱华”剧团团虽小，却人才辈出。当然凌爱珍不光培养了袁滨忠、韩玉敏等这一代人，再小一辈她也积极扶持。如演员马莉莉、王珊妹、李仲英和乐师唐仁忠等，凌爱珍也安排袁滨忠、韩玉敏等带教他们同台演出。后来他们都成为沪剧院团的顶梁柱。

行内外都知道，“没有凌爱珍（扶植），就没有袁滨忠和韩玉敏（出息）”这一说法。现在韩玉敏和马莉莉等还在公开场合经常“饮水思源”，怀念培养她俩的老团长；也经常宣传老团长的为人心地宽广、光明磊落、敬业兢业、积极建团创业、努力搞好剧目建设和培养青年的功绩。也为剧团有袁滨忠这个顶梁柱而骄傲。

可惜的是凌爱珍这颗照亮别人的“星星”在文革中作为“反动艺术权威”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在1983年病逝了。凌老师甘为人梯、愿作绿叶，培养青年人才功不可抹，高风亮节为后人所称颂。

照亮袁滨忠的还有一颗“星星”是他的舞台好伴侣——“黄金搭档”韩玉敏。

韩玉敏是“沪剧皇后”王雅琴的学生，进“爱华”前已经“满师”，在舞台上早就出了角色，并且唱红了电台。当时电台节目主持人丁伟勇把“韩玉敏小妹妹”讲得沪剧听众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况且韩玉敏在电台演播成名后，还经常带了袁滨忠一起去播音，分点角色给他。所以说袁滨忠叫韩玉敏一声“师姐”也不为过。“爱华”安排他俩“搭档”实际上是最好的组合。

袁滨忠、韩玉敏在十多年的舞台艺术生涯中配合相当默契，优势互补。舞台上一个举手投足，一个眼神，对方马上心领神会，反思敏捷，互相呼应。他们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创作了许多悦耳动听的经典唱段，至今仍为广大观众津津乐道。

袁、韩这组“黄金搭档”，或者说是“奶油加咖啡”（剧团内外对他们的戏称）对剧目高度负责的精神，既给观众带来了美好的享受，也给剧团和剧目带来了勃勃生机，同时也使自己的表演艺术更上了一个层次。

袁滨忠沪剧“流派”的形成，还有个重要原因是与整个团队紧密地配合是分不开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与作曲、乐队和其他演员等各个方面对他的支持。

我认为“作曲”是剧目的“灵魂”。它不仅给全剧定下了基调，烘托了气氛，也给唱段定下了合适的曲调和唱法，而且给还体现了场次间、唱段间和说白间完美的过渡。这是十分重要和必不可少的。

演员和作曲、乐队的密切配合也及其重要。

一个熟悉演员、且长期和他默契的作曲者，在作曲的过程中往往会把这个演员的一贯的演唱风格和特色写进曲谱里。同样乐队演奏人员在艺术实践中把握了演员的个性，也会奏出他独有的风格来。有时乐队也会弥补他某些在演唱中的一时不足或失误。

一个有经验的、有建树的演员，往往按照剧情的发展、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曲谱总的要求，会结合自己生理条件和自己演唱风格，适当对乐谱作一些细化和润色，在乐队的配合下，拿出最佳状态去唱好这个戏的。

袁滨忠就是这样的做了。他和作曲、乐队的同仁们经常相互切磋、探讨、实验。从而使演唱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流派的风格也很明显。

韩玉敏老师曾对我说起过。当时有的戏几场演下来后，她发觉某个唱段唱起来不舒服，不顺口。“心有灵犀一点通”，袁滨忠往往也有同感。他们就自己重新组织，设计好唱段，在与乐队一起试唱后，再向作曲者建议作些修改。大家共同反复研讨，统一了口径，再重新定稿。下一场就按新的唱，效果明显好多了。剧团的筱爱珍老师也对我说起过，袁滨忠对唱腔研究是非常认真的，好个多时候，他提出要对乐谱作写适当的修改，经过一番据理分析，作曲和乐队倒给他说服了。

同样一种曲调，不同的演员会唱出不同的风格来。我个人认为这就是戏曲的“流派”。当然好的“作曲”在熟悉演员的基础上，也会事先主动地将该演员的演唱风格和“流派”特色谱写进去的。更有些“作曲”，在长期和演员的艺术实践中，会帮助演员一起创造演唱风格，或者说是奠定“流派”特色。这种情形在戏曲界是很多的。在“爱华”和袁滨忠身上经常体现出来。

袁、韩在尊重“作曲”谱好曲子的基础上，作某些改动，就是在不影响全剧大局的前提下，使剧情更完美，也使音乐语言更能体现了个人的演唱的风格（后来是“流派”特色），当然是好的，该提倡的。

曾有一个大剧团要“挖”袁滨忠去。那里的艺术发展天地更大，待遇也更好。但袁滨忠丢不下使他成长的剧团，离不开老团长亲切的关怀，舍不得同仁们的无私帮助，就婉言谢绝了。他说：“我要对得起剧团，对的起同事们。”当然，剧团和同仁们也把袁当作镇团之宝，非常尊重他。

袁滨忠过世后，剧团失去了一个优秀人才，同仁们失去了一个好同事，韩玉敏也失去了一个好搭档、好的舞台伴侣。文革后，韩也演了不少戏，而且戏路越来越宽，功底越来越深，但毕竟没有象在“爱华”时期那样出彩，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可见袁、韩这一对“黄金搭档”，在共同努力下创造了许许多多的舞台辉煌。所以希望我们戏曲界的领导和老艺术家要多创造条件，为青年演员配些好搭档；当然青年演员也可以自己找。好的搭档往往是在较长的舞台实践中自然形成的。这对演好一部戏，提高演员的自身业务素质和剧团的号召力、甚至说繁荣一个剧种都是一个有力的举措，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

袁滨忠英年早逝，巨星陨落，是沪剧界的一个重大损失。四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来追忆他，弘扬“袁派”艺术，目的是让沪剧这个优秀文化遗产、这一奇葩在戏曲的百花园中开得更茂盛、更鲜艳。

党的十七大已为我们的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文艺界的春天就在眼前。作为观众，希望越来越多的优秀青年演员涌现在舞台上，这样才能百花烂漫，姹紫嫣红。

骏  良

2007年9月5日第一稿         

      2010年12月21 日第七次修改

一口气看完了骏良老师的巨作，深深地被他对袁派唱腔的熟悉，痴迷，刻骨的理解所倾倒。袁滨忠不幸早逝，绕梁的天籁之音已不再，但骏良老师你在延续袁派的生命。我们为你作出的贡献，由衷的钦佩，赞美你，沪剧的袁派将会生生不息！

看了第一遍，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是沪剧的钟情和对袁滨忠老师的喜爱，很感动！

缅怀袁滨忠先生！感谢骏良老师执笔回忆，为今后沪剧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参考资料！

骏良老师写得十分流畅，不得不令人“一口气”读完。此文让我们对袁滨忠多了一分了解，也更让我们对于“爱华”人多了一份敬重——很值得目前从业人员思索。

深切缅怀袁滨忠先生！
衷心感谢骏良老师！

十分感人的文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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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谢谢！！向骏良老师致以一个袁迷十二万分的敬意~~~~

嗓音通透天籁，唱腔美轮美奂。深切缅怀先生！

我们可以说是同龄人同样从小喜沪剧但没您荣幸。看完大作感受到温情。

谢谢上传 “袁”腔绕梁—再忆“滨忠”文章，辛苦了！祝愿袁派艺术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