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失骄杨君失柳”是写给柳亚子的吗？——质疑蒋大为先生 ... ...

【博主的话】

       这篇文章所涉及的内容或许和沪剧没有直接关联，但艺术从本质上说是相通的。我之所以把它挂上沪剧网，是因为文中内容和上海本土的曲艺有关，并希望通过一个现象，得到一个启示，即：从事艺术工作必须严谨，以免贻笑大方。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的座右铭就是——戏比天大。

       4月29日晚，CCTV-3“青歌赛”上，蒋大为评委点评上海选手徐晶晶演唱《蝶恋花·答李淑一》时，几次要求歌手多了解这首词的写作背景，但蒋大为先生自己却把“李淑一”错解为“柳亚子”，把“词”错解为“诗”。

       从目前进程来看，民族组参赛曲目中曾出现《太湖美》、《蝶恋花·答李淑一》等以苏州方言演唱的歌或曲。前者属吴语歌曲（也可用普通话演唱），后者则属于苏州评弹，隶属曲艺。博主以为，徐晶晶在演唱时最大的问题是“曲”的韵味不足，表现在咬字吐音方面，则是“字头”交代不清，或者说不够瓷实，比较含糊，因此更偏向于“歌”，苏州评弹的韵味就突现不出。民族组的歌手应该多向我国的戏曲艺术学习，尤其要讲究“字正腔圆”。众所周知，我国民族唱法对咬字吐音有很高的要求，具体是必须咬准字头、发好字腹、收好字尾。老一辈如郭兰英、于淑珍、任桂珍等歌唱家，中生代如彭丽媛、万山红、殷秀梅等歌唱家，她们在咬字吐音上都称得上是“字正腔圆”的典范。对这个问题，熟谙民族唱法的蒋大为先生在点评徐晶晶演唱时却只字未提，我们且视之为见仁见智吧。再则，由北方歌唱家点评歌手用吴侬软语演唱的江南民歌，确实有点勉为其难，或隔靴搔痒，难免点评不到点子上。

       民族唱法还要求以情带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歌唱需要技巧，但更需要用歌声“传情”，而对一首歌曲所蕴含的“情”进行恰如其分地演绎和表达，确实是不能离开对歌曲写作背景的准确把握的。这就像阅读文学作品一样，需“知人论世”。蒋大为先生再三强调要徐晶晶深入理解《蝶恋花·答李淑一》的内涵，这是对的；但他自己把“我失骄杨君失柳”这首词误解为是毛泽东写给柳亚子先生的，那就未免贻笑大方了。

       毛泽东确实和柳亚子先生多次诗词唱酬，但《蝶恋花·答李淑一》和柳亚子先生无关，词题“答李淑一”表述已然十分清楚，那是写给李淑一的。

       1957年春节，李淑一给毛泽东写贺年信，信中还附上了她在1933年夏天写的一首《菩萨蛮》，词云： 

    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李淑一还请毛泽东把过去写给杨开慧的那首词抄给她。毛泽东在同年5月11日回信，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接着，就写了这首著名的《蝶恋花》：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首词后得以正式发表。发表时，词题改为“赠李淑一”，后又改为“答李淑一”。

       1950年代末，上海人民评弹团青年演员赵开生首度用评弹曲调谱写了这首毛泽东诗词，由青年演员余红仙首唱，获得成功。此后，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先后听了演唱，并予以充分肯定。1961年春节，《蝶恋花·答李淑一》在上海音乐厅演出。这次演出由大型交响乐团伴奏，由余红仙领唱，之后再由合唱团齐唱一遍。一曲终了，座下掌声如雷。粉碎“四人帮”以后，余红仙在央视复演《蝶恋花·答李淑一》。余红仙演唱的这首评弹曲和郭兰英演唱的《绣金匾》，在“万马齐喑”十年之后，成了当时舞台上最感人的“双璧”。

       如今，央视“青歌赛”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希望评委老师们认真做好“备课”工作（从直播看，评委点评应该是有准备时间的，而非纯“即兴”）。既然坐在评委席上，就要对选手负责，对观众负责，努力使点评更加严谨，少犯或不犯错误，切莫“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有碍于央视和评委的权威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