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沪剧《陶行知》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沪剧《陶行知》剧组到学校“下生活”，召开研讨会

    沪剧《陶行知》剧照：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张杏声饰陶行知，吴淞烟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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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14日，我们学校教育集团的全体老师在剧场观看长宁沪剧团演出的《绿叶情深》。长宁沪剧团演出部的史济镗经理因为联系业务，来我的办公室小坐。不经意之间，我谈起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宝山的关系，并带有开玩笑的性质同史济镗经理说，如果你们编一出有关陶行知的戏剧，一定会有“卖点”，一定能得到教育界的关注，因为据我了解，至今还没有有关陶行知的剧本问世。孰料言者无心，闻者有意，史济镗经理在我的办公室当场打电话向长宁沪剧团团长奚耿虎先生作了汇报，谈了设想。

事后，我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没想到，史济镗经理在向上级部门作了汇报，得到上级部门的允准和支持后，就迅速把《陶行知》剧本的创作提上了议事日程，进入了运作阶段。此后，史济镗经理多次打电话或来办公室跟我谈及《陶行知》剧本的创作设想和进度。为了取得我们区教育行政部门的关注和支持，史济镗经理还几次三番从市区驾车，亲自登门造访我们学校的徐校长和区教育局的领导，他的这种诚恳的态度和办事的热情首先感动了我们的徐校长，然后又感动了我们区教育局的领导。确实，作为陶行知先生的第二故乡，陶行知是我们宝山人的骄傲，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关注和支持《陶行知》的编撰和排演。

非常高兴，长宁沪剧团请来了电视连续剧《陶行知》的编剧——可惜我们到今天还没有看到过这部连续剧——由电视连续剧《陶行知》的编剧亲自执笔编撰舞台剧《陶行知》，其质量至少是可以让人放心的。一过春节，史济镗经理就为我们送来了大型五幕沪剧《陶行知》创作提纲，并诚心诚意地要我们提出修改建议。

应该说，从去年11月中旬史济镗经理和我在我的办公室里一起“务虚”，到今天新闻发布会的“务实”，只是3个月的时间——其中又有一个繁忙而漫长的春节，还要把优秀传统经典沪剧《雷雨》送进我们校园——长宁沪剧团的办事效率是让人感叹的，这也可以说是陶行知精神的一种体现。可以说，在酝酿筹备《陶行知》编演的过程中，长宁沪剧团已经在以身作则学习陶行知了。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长宁沪剧团虽然目前还只是一个区级剧团，但剧团的领导们所表现出来的职业的敏感，应对的快捷，运作的到位，对艺术创作和现实需求的有机整合，以及对“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不懈追求，包括今天举行的研讨会，让我们这些艺术的“下里巴人”也来高谈阔论，虚心听取我们这些门外汉的意见，这一切都体现了他们宏观的视野，宽阔的胸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海纳百川”的我们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城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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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1891～1946）是中国现代人民教育家，是伟大的平民诗人，是宝山、上海和中华民族的骄傲，他不仅是属于宝山的、属于上海的，他更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乃至整个世界的。

陶行知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师从杜威、孟禄。1917年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育科主任及南京安徽公学校长等职。1923年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广平民教育运动。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晓庄学校），开展乡村教育运动，提出生活教育理论。1931年发起“科学下嫁”运动，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1932年在上海市郊大场创办山海工学团，主张“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推行普及教育运动。1933年成立普及教育助成会，提倡小先生制，“即传即知”的方法，曾对国内20余省、市及东南亚一带的扫盲和普及教育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1934年创办《生活教育》，推进国难教育转向战时教育。1939年7月起在重庆创建育才学校，培养大批革命人才。抗日战争胜利后，提倡民主教育运动，改“战时教育”为“民主教育”，创办《民主》周刊；1946年在重庆与李公朴等创办社会大学。同年7月25日因脑溢血遽然逝世。

陶行知先生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终身矢志于人民教育事业，在广泛深入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生活教育理论是其教育的核心思想。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普及教育是陶行知为之奋斗终身的愿望。在儿童教育中提出“六大解放”的主张，即解放小孩的头脑、双手、眼睛、嘴、空间、时间，高度发挥儿童创造力，让孩子在民主、自由的天地里成长。

大型五幕沪剧《陶行知》创作提纲所构思的情节从1930年写起，也就是从陶行知先生39岁开始写起，一直写到他55岁逝世为止，就时间和空间的切入点以及终结点而言，我以为是可取的、合理的。整个剧本没有把陶行知先生“神化”，而是把他当作一个崇高、伟大而又平凡的典型人物来塑造的。从剧本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陶行知先生身上凝结的浓浓的亲情、爱情、师生之情、敬业之情以及和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在母亲面前，他是一个好儿子；在妻子面前，他是一个好丈夫；在儿子面前，他是一个好父亲：在学生面前，他是一个好老师；在社会面前，他是一个优秀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坚强斗士；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他是一名优秀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这些特性，交织成了陶行知先生鲜活的性格，凸现出了陶行知先生平凡的“人性”和伟大的“人格”

我们知道，剧本必须有集中、尖锐的矛盾冲突。因为戏剧要在有限的空间、时间里，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动作来表现社会生活的矛盾，所以必须高度集中，突出主要事件和主要人物。戏剧冲突发展变化的过程构成了剧本的情节结构。大型五幕沪剧《陶行知》创作提纲中所体现的主要矛盾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同反动当局、黑暗社会及一切恶势力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剧作家让陶行知先生和中统特务处长张子善之间尖锐冲突的情节贯穿全剧，表现出陶行知先生一贯追求和实践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迷”的坚强气节。尤其是第五场张子善派遣陶先生的学生林谷英暗杀陶先生、林谷英最后投井自尽的情节一定很有可看性。第二场中陶行知先生与亡妻汪纯宜梦中相会、互诉别恨的情节，很有苏东坡《江城子》一词中“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浪漫主义色彩，想来也会有较强的可看性和感染力。第五场临结束的时候，陶行知先生点起蜡烛——可能不是一支两支，而是十支、二十支——室内一片光明的情节，具有象征意义，也有很高的美学意义，加上陶行知的深情呼唤和幕后伴唱、天幕上打出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大字，一定会有曲终奏雅的强烈的震撼力。所以，从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激发观众的审美共鸣而言，我是很看好这个剧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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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陶行知先生，我们是爱之切——除了热爱，就是敬爱；对大型沪剧《陶行知》，我们是盼之切——除了期盼，就是期待。正因为如此，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千古良训，下面谈几点个人的意见和建议，供长宁沪剧团领导和编创人员参考：

第一，陶行知首先是一位平民教育家，同时又是一位革命家。而剧本的整体构思，凸现了陶先生追求革命、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崇高品质，凸现了他作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的重要侧面。相对而言，陶行知先生作为教育家的一面，从目前的创作提纲来看，还比较薄弱。他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实践，如果能在剧本中有所体现，或许对当前推进素质教育而言，更有亲合力，更有现实意义。因为我想，沪剧《陶行知》的主要受众可能是教育界人士，沪剧《陶行知》的主要消费群可能是中小学教师和学生。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崇高精神，主要体现在他终身矢志于人民教育事业之中，体现在他对生活教育理论的探索和实践之中，体现在他的与时俱进、勇于创造、敢为人先和无私奉献之上。如果在这些方面还能结合得紧一些的话，这出戏进入教育系统或许会更便捷一些，换言之，其票房价值或许会更有保证一些。当然，这只是一孔之见，一家之言，毕竟在这方面建构戏剧冲突，从情节的曲折性、复杂性等方面来看是有一点勉为其难的；处理不当，或许会写成另一部《鸡毛飞上天》，或者是另一部《文红老师》的。毕竟陶行知是一名伟大的教育家，而林佩芬（吴佩芳）老师和查文红老师还只能是十分优秀的教育工作者。

第二，陶行知先生既是教育家，又是一名诗人，还是一名民主主义革命战士。剧本在撰写陶行知先生的唱词和台词的时候，既要注意他作为教育家的儒雅的一面，也要注意他作为诗人的激情，还要注意他作为革命者的热情。我想，作为“咏叹调”式的唱词设计，应该注重较强的文学性，因为他毕竟是一位留洋学者，一位诗人；作为“宣叙调”式的唱词设计，尤其是他与学生的对话，应该注重较强的通俗性，因为他毕竟是一名主要面对农村学生、穷困学生的教育工作者。有的唱词可以直接用陶行知的诗歌，而剧作家所设计的陶行知先生的唱词最好也能有一些高度概括陶行知思想、精神的警句，今后还可以让我们引用。

第三，我们知道，沪剧曲调主要分为板腔体和曲牌体两种。在《陶行知》这个剧本的唱腔设计上，我个人以为可以根据剧中人物的情感抒发或剧情需要，在原有的板腔体和曲牌体的基础上能有所翻新，个别主要的唱段要便于演唱，便于流传。比如：陶行知的“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其本身就是适合于传唱的儿歌体，演唱时可以让童声伴唱，谱曲时要考虑到琅琅上口，便于大众，甚至是小学生、幼儿园的小朋友传唱。像这样一些通俗易学的唱段，到基层学校演出时可以由演员教唱，或提前把歌纸发给有关学校，让学校音乐教师教唱，等到台上演员演唱的时候，台下学生一起伴唱，形成一种台上台下、演员和观众互动的效应，那种气氛一定是会非常热烈而感人的，同时对推进沪剧的普及、扩大沪剧的观众群也会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前一段时间，长宁沪剧团来我们学校献演优秀传统经典沪剧《雷雨》，在最后一场谢幕的时候，我主动要求和奚团长一起，演唱他的成名之作《为你打开一扇窗》，尽管我的演唱比较“业余”，但台上台下的气氛还是非常热烈的，学生们也非常兴奋。现代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他们在看演出的时候，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被动的接受，他们也有一种主动参与、与演员互动的强烈意识，这其实就是一种艺术的审美共鸣的反映。我相信，上海沪剧界作曲第一人、我们可亲可敬的奚耿虎先生一定能够为《陶行知》这个剧本谱写出像《为你打开一扇窗》这样广为传唱的雅俗共赏的名段来的。

第四，对剧中人，尤其是陶行知先生的饰演者的安排，我们看到了长宁沪剧团对陶行知先生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名伶荟萃，流派纷呈，是一出戏能否打响的关键之一。长宁沪剧团确定由两位国家一级演员张杏声、陈甦萍老师领衔主演，这为《陶行知》的感召力、吸引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长宁沪剧团还集聚了像赵慧芳、方佩华、吴梅影、李恩来、顾春荣等这些老中青优秀演员，又有电视连续剧《陶行知》的编剧亲自编写剧本，国家一级作曲奚耿虎先生亲自谱曲，还有像演出部史济镗经理这样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有头脑、有胆识的实干家、经营家，大型沪剧《陶行知》的成功应该是在意料之中的。曾担任长宁沪剧团副团长的张杏声老师，沪剧界“五朵金花”之一的陈甦萍老师，德高望重却又平易近人的赵慧芳老师，具有清脆亮丽嗓音的吴梅影老师，由丁是娥老师亲授的弟子、又颇得杨飞飞老师唱腔神韵的方佩华老师，曾得到解洪元老师亲自传授的“解派”传人李恩来老师，英俊潇洒的当红小生顾春荣老师，再加上沪剧界里的多面手董建华老师等等，我相信，这样的演员阵容是强大的，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

第五，陶行知先生被毛泽东同志誉为“人民教育家”，被宋庆龄先生誉为“万世师表”，是中国人民都熟悉、敬重的教育家，他的许多学生、他的后人至今还健在。因为人们熟悉他、敬重他，所以剧本要塑造出让人信服的陶行知先生的形象，自然有较高的难度。建议创作人员、演职员在下生活和排演的时候，多多听取这些人的意见和建议。我以为，既然写的是陶行知，剧本的基本情节应该尊重历史；但既然是剧本，它自然是一种文学创作，当然允许进行合理的虚构，它应该比生活更集中、更紧凑、更精炼、更好看、更具有张力。所以，编演人员一定要有打造精品的意识和打造经典的意识，在此基础上，把大型沪剧《陶行知》推向荧屏，推向全国。

第六，陶行知先生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陶行知先生已成为历史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型沪剧《陶行知》已具有历史剧的性质或意义。如果这个前提能够成立，那么写历史剧是为了什么？是借史喻今，还是借史鉴今，我看主要还是借史启（启示）今，这就要看沪剧《陶行知》的剧情和今天的教育现实有哪些契合点，或者说沪剧《陶行知》的剧情对现代教育有哪些启示，有哪些价值。应该说，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而言，是很有前瞻意义的。如果剧本在这方面能有所体现，有所反映，或者说对现代教育有所启示，那么，《陶行知》上演以后，它对现代教育界的吸引力可能会更大一些，换言之，它在教育系统可能会赢得更高的票房率。如果说，大型沪剧《陶行知》能成为教师，至少是上海的教育工作者必看或必知的一出戏，那么这出戏就能形成轰动效应。

第七，一出好戏，最理想的效果是，她同时具备教育性、认识性和娱乐性等几种艺术功能。我们希望，大型沪剧《陶行知》上演以后，不仅仅能赢得教育工作者的青睐，也能赢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兴趣。也就是说，沪剧《陶行知》的观众群不能仅仅局限于教育界。但“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以为，假如条件允许的话，沪剧《陶行知》可以有几个演出版本。对社会各界的观众而言，可以侧重于凸现陶行知作为民主主义革命战士、“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的一面，表现陶行知先生对革命、对进步、对光明的不懈追求的一面——这是为了照顾观众的普遍性、大众的娱乐性；对教育界的观众而言，可以侧重于凸现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育人理念，以及他对“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实践——这是为了照顾观众的专业性、作品的教育性和认识性。同时还应该看到，沪剧《陶行知》的演出场合的问题：如果这出戏在上海大剧院或逸夫舞台上演，那么，这出戏就应该是鸿构巨制，从舞美设计到灯光音响等等，都应该是大气的，美轮美奂的，在形式上就应该能够抓住观众的眼球的；如果是在我们吴淞中学演出，或者到其他基层学校演出，这出戏就应该是“便携式”的，“乌兰牧骑”式的。

总而言之，我们希望大型沪剧《陶行知》一经问世，就能产生“万人争说《陶行知》，万人学唱《陶行知》”的轰动效应。从编导质量到演出阵容，从宣传阵势到舞美设计，人们都能情不自禁地伸出大拇指，说一声：“OK！好戏！”

当然，一出好戏，一部经典，决不能一蹴而就，还必须经过反复修改，千锤百炼。所以，对大型沪剧《陶行知》，目前决不能求全责备。只要我们编创人员在起步的时候，就有强烈的精品意识，便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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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感动于长宁沪剧团领导的艺术直觉和艺术敏感，以及“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的气魄。我以为，沪剧《陶行知》的创作和编演只是沪剧反映历史人物的一个新的开端。除了陶行知先生，很多在上海生活过、学习过、工作过的文人学者的事迹，都能成为长宁沪剧团创作的很好的选材。

比如，前几天我读了《左翼·上海》一书，其中写“左联五烈士”中柔石（《为奴隶的母亲》、《早春二月》的作者）和冯铿爱情故事的章节就能成为沪剧剧本创作的素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追求革命的才子佳人，最终又为了崇高的理想，一起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写柔石在上海的生活，不仅具有浓厚的上海本土特色，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也适合于沪剧“西装旗袍戏”的表演。用沪剧或者越剧表现这样的题材，应该说是扬沪剧、越剧之所长，避沪剧、越剧之所短了。

又比如，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时期曾和“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共同生活过、工作过、战斗过，丁玲的爱情生活、创作生活、战斗生活和营救胡也频的经历，以及同沈从文先生的误会、恩怨也是很有戏剧性的，假如剧本从丁玲来到上海写起，写到她奔赴延安，毛泽东同志为她题写“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诗词为止，这出戏也一定会是一出引人入胜的好戏。

沪剧写主流人物，实际上也昭示着：上海滩不仅仅有着张爱玲，还有陶行知、鲁迅、茅盾、柔石、丁玲等等这样的重量级人物。

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还是让我们把话题转回到大型沪剧《陶行知》上面来吧。

    沪剧《陶行知》剧照：吴淞中学、行知中学两校学生合唱团演唱主题曲（吴淞烟雨摄）

    沪剧《陶行知》剧照：教育小铃铛（张杏声饰陶行知、行知中学学生王妍

    饰小铃铛、董建华饰姚培贤，吴淞烟雨摄）

    沪剧表演艺术家杨飞飞为沪剧《陶行知》公演100场致贺词（吴淞烟雨摄）

    全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方明为沪剧《陶行知》公演100场致贺词（吴淞烟雨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