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与艺术家合作的艺苑奇葩:评朱栋霖教授指导下苏州评弹《雷雨》的改编 ...

 不久前，老舍之子舒乙对黄磊、蒋勤勤版《四世同堂》的失败大发牢骚，他怒斥当今导演“他们又狂又傲不学无术”。 此言一出，顿时引起导演们的一片愤怒之声。舒乙提出，对于那些名著的改编，希望多听听学者专家的意见。这当然是那些炙手可热的导演们所不屑的，在他们的眼 里，那些学者算什么东西呢？（当然我得声明，我所说的“学者”是指真正有真才实学的，不包括当下众多在高校鬼混的欺世盗名之辈）。

 仿佛是给舒乙的这番话做正面的注脚似的，不久前我看的苏州评弹《雷雨》，这就是一出由学者与评弹艺术家合作的成功的范例。

 这 部作品一经推出，在全国高校的巡演中，就受到了大学生们热烈的欢迎。已经先后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演出。所到之处，几 乎是场场客满，反响强烈，并被评论界一致认为是苏州评弹史上的里程碑之作。而这部作品就是由曹禺的研究权威之一著名学者朱栋霖教授，与苏州评弹团的艺人们合作完成的。

 在我看来，它的改编成功之处就在于，忠于原著又高出原著，更贴近曹禺心灵地诠释了作品的思想精华，使之成为一部既符合评弹艺术特点又保留话剧原汁原味儿的典雅精致之作。具体地说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评弹”突出话剧《雷雨》情节主线，更集中表现了戏剧冲突

 苏州评弹艺术，与话剧艺术差别相当大。这两种艺术介质在进行转换时，十分困难。苏州评弹讲究的是“说、噱、弹、唱、演”；话剧讲究的是戏剧冲突，而《雷雨》就是公认的戏剧冲突最为集中强烈的经典话剧。如果苏州评弹传达不出这种冲突的力度，那么改编就是失败的。

 苏州评弹《雷雨》在原剧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大刀阔斧地删去了只有在话剧中才必须有的一些情节，围绕着戏剧冲突的主干用评弹的艺术手法加以集中表现，从而保留了话剧的戏剧冲突的力度。

 第 一回《山雨欲来》，开场就进入了戏剧冲突的核心——“喝药”。这其实是话剧第一幕结束时才出现的一场小高潮。曹禺为了烘托足小高潮的气氛，在这前面一连写 了四场戏来做铺垫。这样写完全是受话剧特点所决定的。评弹《雷雨》则不同，作者可以出面交代情节，于是改编者大胆地删去了前面的几场戏，只三言两语，很快 进入到戏剧的核心。

 为 什么说“喝药”是戏剧冲突的核心呢？因为话剧《雷雨》的主旨就是表现以被“五四”唤醒的蘩漪个性解放精神与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而“药” 就带有封建专制主义的象征意义。一方强迫服药，一方坚决拒绝，一迫一拒，形象地揭示了冲突的实质。评弹开篇就写它，抓住了原著的核心，更使作品有一种高屋 建瓴、一泻千里的气势。

 在人物刻画上，话剧《雷雨》里有八个主要人物，他们之间都有矛盾冲突。而评弹《雷雨》里则主要就写了两个人物：蘩漪、周萍。正是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冲突，才最终酿成大悲剧。

剧情的浓缩、人物的重点突出、矛盾冲突的高度焦距化，让评弹的说唱保留了话剧《雷雨》的审美特征。

二、添枝加叶，深化了主要人物的灵魂世界

 评弹《雷雨》又不等同于话剧《雷雨》，如果改编者只是复述原著的故事，不敢越出雷池一步，那么对话剧《雷雨》情节早已耳熟能详的广大听众们，听“评弹”就只能是味如嚼蜡，得不到新的审美享受。

 评弹改编的出新之处就在于，改编者对人物大胆地做了全新的阐释，而且这种出新的阐释几乎贯穿在评弹重点段子的每一部分，它既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评弹艺术的擅长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浓墨重彩的情感抒发的艺术特性，又令听众自始至终有耳目一新的全新感受。

 比 如开篇的“喝药”。评弹《雷雨》突出了蘩漪、周萍在周朴园突然返回周公馆时的心怀鬼胎的疑虑，这是原剧作中所没有的。这种“添加”应该说是十分合理而准确 的。试想，母子俩在“老爷”不在时乱伦，这种事情能不战战兢兢吗？也正因为这种疑惧心态，才使得蘩漪和周萍对于周朴园一句也许是平平常常的喝药的“关怀” 话，反应有些过度，最后演变成激烈的对抗。

 此外如侍萍对于周朴园、周朴园对于侍萍的内心情感等等都做了超出于原著的诠释。

  最画龙点睛的“添加”，我以为是对于蘩漪手中的团扇那一大段情节的补充。这是原著中完全没有的，它深刻揭示了蘩漪爱上周萍的深层次的原因。由于周朴园内心 里始终没有割舍掉对侍萍的爱，因而与蘩漪的结合一开始就注定了对于蘩漪是一场灾难。加上周朴园一贯颐指气使的专制主义做派，使得蘩漪内心极其痛苦。这时一 点火星就有可能引起这名女子激情之火的燎原之势。而偏偏在这时，周萍在团扇上写下了李清照的词，这对于蘩漪不啻是久旱遇甘霖、孤寂遇知音，于是一场冲决封 建樊篱的反抗就义无反顾地发生了。

  看《牡丹亭》、团扇题诗，朱栋霖教授的神来之笔，它十分传神地表现出蘩漪那颗敏感、纤细、内心世界极其丰富而又痛苦的特质。

  这一段蘩漪爱情的揭示，在话剧里也是没有的，因而在以往近八十年的演出中，有的导演理解不深，往往会让观众得出蘩漪在爱情上极不严肃甚或至于是荡妇的负面印象，这其实是对原著最大的曲解。

  团扇，在话剧《雷雨》中仅仅是一个小道具。但由于曹禺是一个十分会在小道具上做大文章的戏剧大师，因而评弹《雷雨》的补充就显得十分地合情合理，而与原著又吻合得天衣无缝。蘩漪不是要给周冲画扇面吗？据说，蘩漪的生活原型还是昆曲票友世家呢。

 三、评弹《雷雨》使原著的思想得到重大的升华

 正如我前面所说，《雷雨》的积极思想意义在于表现个性解放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冲决和反抗。在剧中周朴园的确是以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人物出现的。周朴园同时又是一个大资本家，因此在过去几十年的演出中，周朴园也是作为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压迫的代表人物而出现的。

 然而过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既然鲁侍萍是被压迫的劳苦大众，为什么还会深爱着周朴园？这不是阶级调和论又是什么？因此导演必然要加重侍萍仇恨周朴园的戏份，从而大大降低话剧的感人程度。

  评弹《雷雨》妙笔生花的之处是，侍萍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苦大仇深”之后，居然见到周朴园还会说出一句话:“凭心而论，他人不坏。当年的周朴园温文儒雅，体贴入微，他是真心喜欢我。”

  这里同样也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周朴园“人不坏”，那么话剧《雷雨》的戏剧冲突的对立面是谁？造成这场悲剧的罪人是谁？就必然要出现“谁之罪”的拷问。

 评弹《雷雨》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它指出，赶走侍萍逼迫她跳河自杀的是周朴园的父母亲，评弹《雷雨》中说，“他的父母把我和刚刚出生不满三天的小儿子，推出了大门。”而曹禺原剧中的台词是：“忽然周少爷不要她了”，明确指出逼死她的人就是周朴园。应该讲，这是对原著一处极其重要的改动。

 它是不是背离了原著？在我看来，不是。恰好相反，这一改，改出了思想发现的高度，改得更贴近了曹禺本人的思想。

  应该说明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坛上刮起了“工农革命”的左翼思潮，作为一个二十岁出头的曹禺，必然多多少少会受到文坛风气的影响，这是 不足怪的（只要想想曹禺在《日出》结尾处，加上马路工人的歌声就可看出他也有强烈的阶级斗争的意识）。非但是他，其他跟他一样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作家如巴 金、老舍等，他们那时的作品也无一不烙上阶级斗争的印记。

  但曹禺跟当时的“左翼”作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与巴金等人毕竟是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和生活的底蕴，他们首先是文学家而不是“左翼”政治家，因此他们必然更忠实 于对生活的观察。他的话剧《雷雨》塑造了一个极为人性化的资产阶级形象周朴园，他不是没有“阶级性”，只不过不是通过打政治标签贴上去的而已，而是通过丰 富的人性展现的。

  在评弹《雷雨》里没有回避周朴园所谓的“阶级性”（这也是客观存在），侍萍的一句话“周家毕竟还是周家呀，在你们眼里除了钱就没有别的东西了。”这一句话就足够了。

  然而同样是钱，周朴园却流露出对侍萍的深厚的感情，他出手就是“五千支票”，这个概念用现在的物价指数相比，几乎跟今天的五百万差不多了。

  所以说把周朴园高度人性化处理，恰恰是更忠实于原著。

  回到“谁之罪”的问题。早年的曹禺的确是把悲剧归罪于周朴园，但他对于专制主义罪恶的认识早就越出了阶级的局限，那时他就看出了这种思想毒素并不局限于哪 个阶级。试看鲁贵，他难道不也是一个专制主义的思想代表吗？他对鲁妈指手画脚，颐指气使，活脱脱地就是另一个周朴园，如果让他掌握了权利，只会比周朴园更 坏罢了。这一点早已被今天的无数现实事例所证实，不需赘述。因此即使在当时，青年曹禺已发现了专制主义并非是富人们的专利，穷人一样如此。

  因此把“谁之罪”从对个人根源的讨伐转移到对文化思想根源的拷问，人的命运的拷问，这是对原著的更准确的阐释。也就是说，从周朴园的父母亲，到周朴园，再到周萍，以致到鲁贵，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只要有权有钱有势，处在有利位置，都可能造成悲剧。

  把悲剧的“谁之罪”，归结为对命运的拷问。这是对《雷雨》思想的重大发掘，也是曹禺思想的重大发掘。

  因此把周朴园作为好人来写同时又作为传承了中国人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基因的代表来写，是评弹《雷雨》思想更为深刻的地方。

  能开掘到如此思想深度的除了学者朱栋霖教授，一般的艺人们是考虑不到的。也正因为此，评弹《雷雨》才具有了新的思想高度，才具有了创新的活力，而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

                2010-12-1写于赴澳前夕之守清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