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挑山女人》——华雯

转：华雯刊登在《中国戏剧报》上的文章（作者已授权）

　　我第一次知道汪美红是在一篇报道里，题目叫“能挑起山的是母亲的肩”。我们几个，我，导演孙虹江，宝山文广局的党委书记曹正兴，都看了，都很感动，于是就开始聊……。
　　　2009年，我们的《红叶魂》获得了很好的口碑，我还借此获得了第二十届上海白玉兰艺术表演奖主角奖，接下来的《红梅颂》反响也很好。作为演员能把这两个不同时代下的优秀共产党员、真人真事用我自己的理解，用艺术的形式展现在舞台上，那种感觉很过瘾，作为女人对王瑛和江姐这样美丽而又伟大的女性在心底里泛起的那种崇敬深深地感染了我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最起码这两个戏让我们这个创作团队玩得很开心，让我们这个奄奄一息的剧团获得了一丝重生的生命源泉。那么接下来搞什么，成了我们几个谈论最多的话题。
　　　　那篇题为“能挑起山的是母亲的肩”的报道给我们几个一个很大的惊喜，或者说是震撼。那位丹崖赤上的母亲身负重物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艰难攀缓的身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丈夫过世后的17年里独自担负起抚养3个孩子的重担，每天挑着一两百斤的货物，无论风雨、不计寒暑，3700多级台阶，每天往返数次。17年来，她爬了20多万里的陡峭山路，只为了培养儿女成才。“抛弃孩子，天堂我也不去”成了母亲17年艰难生活的座右铭。
　　　　
一、初见汪美红
　　　在网上看到过汪美红的照片，一个历尽沧桑的女人，加上她的不幸遭遇，不免让人对图片中的女人增加了很多辛酸的、柔弱的、压抑的感觉。而当我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第一感觉就完全颠覆了我之前的想象。她很壮实，也很健康，我指的是心理上。可能是刚从山上挑担下来，脸色通红，额头上汗津津的，在阳光的照射下，微黑的肤色显得很亮堂，眼睛不大，但很秀气很明亮，脸架子窄窄的，很难用鹅蛋脸或瓜子脸来形容，总之她长着一个农村里不多见的洋气的脸型，能想象出年轻时漂亮的小模样。再往下看，她的肩像男人一样宽，背像男人一样厚，腰身已完全没有女人的窈窕，腿也很粗，尤其是小腿，就看这一截根本看不到女人的踪影，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牵住了，说不清是酸还是痛……。
　　　　我跟她同年，在上海的一个小镇上长大，从小受尽父母宠爱，长大后不顾全体长辈的反对投身于让我痴迷至今的表演事业。从艺三十多年来虽也经坎坷曲折，历艰难辛酸，但终究不失都市女性对生活的追求，对时尚的热衷，对情趣的渴望。丈夫体贴，女儿孝顺，一个和睦友爱幸福的小家庭冲淡了很多工作上的不顺心。烦躁时约几个小姐妹老同学喝喝咖啡逛逛商场；一段疲劳工作过后带着女儿跟着老公外出旅游休假；甚至在无聊时找一本书，泡一杯香茶，如果在冬天，就燃起壁炉，随着摇椅的晃动，一天很快就过去了……。看着眼前这个女人，眼前这个至今还是一贫如洗的家，我的感觉很压抑。她的被褥没有被套，就是一条棉絮；晾衣架上的衣服，没有一件是好的，都是破的，但都洗得很干净，还有一排破破的解放鞋。打开锅盖，那个粥基本上看不到米粒，一缸咸菜是她的永远，桌上有一台永远也放不出图像的12寸电视机，是他丈夫生前留下的，我真没见过如此贫穷的家。她告诉我，她丈夫刚去世的那几年，那才叫真的苦啊！公公婆婆认定她是个扫帚星，时时追着打她，孩子们都那么小，一会儿这个咳嗽，一会儿那个发烧，可她身上经常连一毛钱都没有；她告诉我，她挑着一对龙凤胎去地里干活时，看着框里两个孩子望着她的眼神，她就下定决心要把他们养大，那是她一辈子也忘不了的眼神；她告诉我，她寂寞痛苦时就去她丈夫的坟上大哭一场，或者到山上去放声大叫，回来就好多了；她告诉我她和她小姑子的故事；还有她和他的故事……最后她告诉我，她经历的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她不怨天、不怨地、不怨命、不怨任何人。如今她觉得自己不苦了，因为孩子们都长大了，都能自食其力了，她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命、对得起任何人。以后她的日子肯定会更好，因为她有三个好孩子，还有很多关心她的人，所以她要谢天、谢地、谢命运、谢所有的好人……。一位活鲜鲜的中国母亲，她饱含着中国农村底层劳动妇女的全部信息，积淀着贫贱之中贫而不贱，卑微之中微而不卑的母亲意象。她不懂政治，但懂得善良；不懂革命，但懂得真诚；不懂阶级斗争，但懂得宽容。她对我说过“饿得了一张嘴，饿不了一把骨头，只要骨头不断，骨气就在”。那又是一种何等的力量啊！在当今一切都成为商品和交易的消费时代，在矫情、伪情、假情泛滥充斥的时代，汪美红是那样地孤独和寂寞。但她却用自己的大爱真情，用青春、生命捍卫了“母亲”的尊严，捍卫了生命的本真，捍卫了行将逝去的一些最有价值的精神。走访中我们见到的是一个简陋、贫寒的家，但却充满了温馨和希望；一个孤独、柔弱的女人，但却是无比的平静和坚毅；一座坚实、苍凉的大山，但却又是那样的温柔和慈爱……
　　　　我们不禁又想起了当时震惊全国的“小悦悦被碾身亡”、“医院将活婴当死婴丢弃厕所”等一件件道德沦陷、良知泯灭、精神颓废的恶性事件，令人瞠目结舌。从而更加觉得“齐云山挑夫妈妈”的那种可贵的精神担当，那种浓缩了中华民族善良、勤奋、坚韧、无私的一心向美的优良品质，值得我们去宣传，去提倡，去发扬，这是我们重建道德价值体系的希望种子。在世俗生活中，重拾那些崇高的普遍价值，以“良知”的铜境来反射身心的丑陋。让我们的精神家园凝聚起散落的道德火花，让人们得以抖落蒙在心灵上的尘埃，让追求财富增长过程中伴随着人性价值失落的可能得以止跌，让每个人在细微的行动中表现出道德感，让每个人都能培育心中的善念和责任意识。那么我们就为道德重生尽了一个文化工作者应尽的一份责任。我们越谈越兴奋，越想越沉重。于是，塑造一个平凡的村妇，真正的公民，伟大的母亲，成了我及我的创作团队的一个最迫切的愿望。
　　　　
二、塑造王美英
　　　然而，愿望归愿望，要将汪美红的真人真事，艺术加工成为一部感人至深的好戏，在舞台上塑造一个真实可信的艺术形象，这过程很难。其间，我们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又充满荆棘的道路。确定排练稿，我们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这其中的艰难和煎熬真不是一时间能说得完的。2012年9月14日进入排练，一共40天，我似乎把汪美红17年的苦尝了个遍。首先，活到今天的我别说是挑担，就是连扁担也是平生第一次碰。和汪美红不一样的是她挑着担子爬山，而我挑着担子载歌载舞，当然担子的份量相差很远，但我的肩膀也已经磨破了几层皮。然而最累最苦的不是这些，而是怎样塑造王美英这个艺术人物，为此，我常常坐卧不安，夜不成寐。汪美红的遭遇非常的凄惨，但倘若一不小心，《挑山女人》里的王美英就会变成一个倒霉蛋可怜虫；汪美红的性格非常的坚毅，可一旦处理不好，戏里的王美英就会唱高调，令人不可信。我想我们这出戏追求的是一种悲而不惨，凄而不苦，苦而向上的情感境界。挑山女人悲的是丈夫的不幸离世，一个没有任何收入的弱女人要养活养大养好三个小儿，这在常人眼里无疑是悲惨和凄苦的。但我们的戏要挖掘的就是她如何从悲惨中站起来，如何去包容和体谅曾经伤害她的人，如何坦然的面对不如意，甚至是不幸，如何从凄苦中体会温暖和甜美，哪怕只有一点点，一丝丝，这出戏的味道或者说是意义也许就是这些。
　　　毫无疑问，我们塑造的是一位中国底层社会堪称“伟大”的母亲。但这并不等于把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伟大”变成一个符号化的“伟大”。我们千方百计地把艺术探寻的触角深入到王美英的内心世界，使最后凸显出来的“伟大”，始终带着能为观众所理解的最日常、最凡俗的动机。选择挑山，她并不是想去创造什么后来人们笔下齐云山唯一挑山女人的传奇，而是身处绝境中，能找到一个“既能一家数口活命，又能照顾家中幼小孩子”的最现实的选择。同样，大年三十夜挑担上山，也只是为了“一趟能赚三趟”挑夫钱，可以交了孩子新学期的书本费。世界上有比较纯粹的完全出自于信仰的伟大。但是，更多的“伟大”都是像王美英这样在看起来极其个人凡俗甚至有点卑微的内心世界中堆  积、升华出来的圣洁的“伟大”。让人物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行为，每一次波动，都有日常生活中切实可信的非艺术家强加给人物的心理依据，让人物的外部行动折射出清晰的心理逻辑，来作为王美英这个艺术人物内心世界的感人之处。
　　　在中国数以百计的戏曲剧种中，沪剧是一个年轻剧种，它同许多兄弟剧种一样出自农村，但时间很短就进入了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沪剧的历史短，传统弱，接受外来艺术因素快而且多。沪剧也演过古装戏，但因缺乏功底演不过京剧等剧种。在对剧种发展之路自觉或不自觉地的选择过程中，沪剧逐渐形成了以演现代戏为主的特色，成为全国众多剧种中最接近生活原态的戏曲剧种之一。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其他兄弟剧种极少演出的西装旗袍戏，也就是城市时装戏，沪剧却极为擅长。沪剧演员能够穿着西装旗袍登台演戏，而且在台上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因此，自然也就能更加自如地演绎工、农、兵等各类当代人物。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沪剧的现代戏创作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沪剧的《红灯记》、《芦荡火种》、《罗汉钱》等优秀剧目都成了全国各剧种学习移植的剧目。
　　　改革开放以后，戏曲的现代戏创作与飞速发展的生活产生了严重的脱节。很多剧团都视创作现代戏为“畏途”，他们宁愿演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也不敢触碰现代戏这一“难啃的骨头”。我们不满足于只演沪剧擅长的“西装旗袍戏”，三十多年来，宝山沪剧团坚持以创排现代戏这一剧团特色，以现实生活为源泉，寻求当代题材为创作导向，以极大的热情颂扬今天最“美”人物。每次创作新的现代戏，我们都认真、深入地体验生活，努力捕捉当下社会中人们最鲜活的生活状态，为艺术创作提供丰厚的生活基础，深入挖掘所要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和精神境界。我认为戏之所以感人，很多时候并非是观剧者为戏中的人物而感动，而是引起观众对自身经历和情感的共鸣，这是戏剧的魅力所在。现代戏因为人物、题材的“接近性”，一旦突破就更能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这也正是我们创作的现代戏能一部接一部深受观众喜爱的重要原因。舞台上浓缩的是一个丰富又真切的世界，唤起的是观者对自己过往一段段苦辣酸甜时光的记忆。当自信现代戏能成功地完成了这种唤起，艺术家就有足够的底气，在塑造人物时，省略那些英雄人物式的造型与亮相，而是真正地演人、演情、走内心。《挑山女人》既无曲折离奇的情节，又无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更无华美夺目的服装造型，但却得到观众如此喜爱，就足以证明，只要戏剧足够“接地气”，能真实表现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就一定能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我要感谢我的创作团队。李莉、虹江、金山，还有舞美设计吴惠国、灯光设计华强，是大家的智慧成就了《挑山女人》，成就了舞台上的王美英。
　　　我还要感谢所有喜欢我们这出戏的观众。《挑》剧演出至今日已超百场，很多人看了五六遍，最多的人看了十几遍，谢幕时，我常常看到很多人还在座位上擦眼泪。我宁愿相信，与其说我们的戏感动了观众，还不如说观众的反应震撼了我们。
　　　我更要感谢各级各界人士对《挑》剧的支持。首先是我们宝山区的各级领导，从区委书记到区长，从宣传部长到文广局领导。从经费到文本、从下生活到排练、从首演到演至今日，近两年的时间，《挑山女人》几乎成了宝山文化工作的头等大事。上演后，从上海市委宣传部到市文广局，从市文联到市剧协，各级领导始终陪伴着我们的演出。从策划到宣传，从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支持到举办大型研讨会，直至最后登上《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挑山女人》每前进一步，无一不倾注着市、区各级领导的心血。

三、我和王美英
    布莱希特说过“一个表演者，两个被表演者”，即指角色和演员自己。《挑山女人》上演至今已近一年，王美英陪伴了我一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的体力和情感几乎被王美英掏空了。在舞台上，王美英的遭遇牵动了观众的心，也牵动了我的心。观众们都说我的哭戏演得好，其实那真不是在演。每一次掉泪，每一次嘶喊，每一次嚎啕，都让我心跳加剧，脑子发涨，手脚发麻。尤其是最后一场戏，面对子强的遗物——那根自己送给他的扁担伤心欲绝，以及最后对婆婆唱的那段赋子板，开头的那句“娘啊——”，那种撕心裂肺和翻江倒海真不是演出来的，我每次唱到这里都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片漆黑，我有时真的会忘了那是在舞台上，那是在演戏，那种感觉简直像梦游一样。
　　　我也是个女人，也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虽然我和王美英的生活环境截然不同，但作为女人，我们都渴望有人爱、有人疼；作为母亲，我们都渴望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作为人，我们都渴望被人理解，被人接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常常觉得对家庭、对工作、对亲人更有一种依赖，这种依赖让我时而觉得自己很坚实，时而又觉得很脆弱，时而觉得很温暖，时而又觉得很孤独，也许这就叫成长。和王美英相比，我庆幸自己的幸运，脆弱时总会有人来搀扶，孤独时总能找到取暖的地方。而王美英，十七年的含辛茹苦，儿女们成人成才，她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先夫、对得起婆母、对得起儿女，而内心可以解脱之时却是与相爱之人的永别之时。如此深爱痴恋她的成子强，却成了她一生最对不起的人，她连报答、抱歉的机会都没有。儿女们走了，她老了、她累了，本想终于可以和心爱之人聚首共度余生，却不料天人两隔。在空荡荡的家里，她抱着扁担，孤独、压抑、愧疚、痛楚、自责、自怜……。作为女人，王美英是辛酸的，作为母亲，王美英是欣慰的，作为人，王美英是坦荡的。
　　　这一年因为王美英我过得特别辛苦，甚至很压抑。每次谢幕时，我从后演区的山脚下往山上走，往台中央走，那条山道总觉得比演出的时候长，走的好累，恍惚间，我总是觉得演出还没结束，而当我站上舞台的最高处，放眼望去，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台上的和台下的，我听到了很响很响的掌声，似乎所有的人都在鼓掌，这掌声把我从恍惚间拉回了现实中。我是华雯，不是王美英。家里好吃的在等着我解馋；女儿的作业本在等着我签字；明天上午局里开会；下午陪妈妈看专家门诊……。我是华雯，也是王美英。在和王美英相依相伴的一年间，我似乎真正懂得了我平时常说的一句话“得意时坦然，失意时泰然，人生一世当然则然”，用王美英的话就是“有些事要牢牢记住，而有些事就不必多想，人，不管怎样，都不能忘记做人的一颗良心”。
　　　最近我常常会梦见自己老了以后的样子，醒来后就常常这样告诫自己：人生短暂，千万珍爱！珍爱你每一场排练、珍爱你每一台演出、珍爱你每一位亲人、珍爱你每一份友谊、珍爱你每一刻幸福、甚至珍爱你每一次委曲和痛苦。因为属于自己的生命很快就会消亡，过去的永远不会再回来，失去的永远不会再拥有。只要你珍爱了现在的一切，你就不怕面对老去，面对消亡。因为爱是生命的精气神,精气神是永生不死的！
　　　一年间，我用我的身心塑造了王美英，而王美英用她的智慧点化了我，我和王美英一样，辛苦着，快乐着，艰难着，享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