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丁是娥老师生前的二三事

我呆呆地细看了一会（尽管不知是看过多少次了），猛然想起今年6月28日是丁是娥老师逝世23周年的纪念日（丁老师是在1988年6月28日故世的），曾经与丁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一下子又涌现在我的眼前。

这些“点点滴滴”，我曾经讲给好多沪剧专业人士和票友们听过，大家无不为丁老师的高风亮节所感动。

现在网络相当发达，信息传播也非常快。我想何不把它写出来，让广大网友也知道。况且我已经尝到过网络的“甜头”：我写的《给马莉莉老师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袁”腔绕梁再忆滨忠》等几篇文章点击率都是按“千”计算的，多位网友和戏友都在网上、或者碰到时热情地鼓励我，说我写的东西他们爱看，而且很长的文章往往是一口气看完。

只奈我现在受好友再三之邀，还在发挥“余热”，每周只休息一天；且我的身体又不是很好，医嘱不能过度劳累；另外我总觉得时间实在不够用，好多事情等着要处理。但我想到大家对我殷切的期望鹤期盼的眼神，增添了我再写文章的信心。我千方百计地挤出时间，在电脑里“写”。赶在丁老师的“忌日”前，争取完工，以示对她的怀念和崇敬。

急匆匆地“写”，没有精心地梳理、推敲，通篇文章平铺直叙，不过是罗列一下事实，肯定是粗糙的，而且是抓不住中心的，甚至于逻辑是混乱的。希望网友们谅解。

我从小跟着家长看各种地方戏曲，几十年的观剧历程让我认识了不少戏曲工作者，其中，不乏有许多名家。丁是娥老师就是其中之一。

我和丁老师是在一九八一年相识的。那是在农历正月初二的早晨，我去熟悉的沪剧表演艺术家凌爱珍老师家拜年。凌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们叙谈了一会儿，她说：“真对不起，上午十点钟，我们单位里相约有一个团拜会要去参加”。我接着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我没有和你事先预约好，就冒失登门了”。以往我经常去她的家，比较随便，况且那个年代通讯联系又不如现在方便。我表示马上离开，可是凌老师问我说“你和丁是娥见过面吗？”我说“台上看过她好多戏，个别却没交往过”。“如你现在有空的话，我带你去见见她”。我惊讶地说“那不行啊，她是名人，你们上午又有事，她肯见我？”凌老师笑了，说“没关系，老丁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没有架子，你放心，她是不会冷淡人的，现在离团拜会的时间还早，我们现在去就行了”。

在石门一路333号上海沪剧团（1982年组建为上海沪剧院，该处因市政动迁，现已迁址天平路38号）团部三楼的办公室里，我一眼就认出了丁老师。室内没开暖气，她身着一件黑色长呢大衣，头发一把扎起，留在后脑梢，未施铅华，及其平常、朴素。“这就是名闻遐迩的丁是娥吗？”我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了。凌老师和她寒暄后，笑着一把拉住我向丁老师靠近，说“老丁啊，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凌老师把我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一一作了介绍，还特别强调我是非常熟悉沪剧的老观众。丁老师凝视着我，仿佛在思考什么。须臾，她面带笑容地说“我想起来了。我知道你，我听团里的同志说起过，是有这么一个老观众，非常熟悉沪剧。原来是你，今天可对上了号。”说着，她热情地拉住我和凌老师一起坐下，还自己动手给泡了茶。

看着她对我似老朋友一般的亲切，一股拘束的劲儿立即烟消云散了。

她详细问起我看戏的经历，看过的剧团和剧目，转身对凌老师说，“看来他是一个老观众，而且是一个资格很老的观众了”。说着她爽朗地笑起来。“这模样分明是舞台上的阿庆嫂！”我心里暗暗在想。凌老师插话说：“他接触的人多，认识的观众朋友也多。对沪剧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经常同我们交流、反映”。

听了凌老师的话后，丁老师脸色开始凝重起来了。她语重心长地说：“是啊，‘四人帮’是粉碎了，但还有好多的事情急等着，需要我们去做，要把过去十年的损失补回来。我们沪剧界现在是做了一些工作，但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是很远很远。”

凌老师也说了：“十年时间是荒废了许多，我们担心的是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丁老师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感慨地说：“现在是老的十年没唱（戏），想恢复当年的模样是不可能的了；小的一下子又跟不上。我心里真急啊，任重道远呵！”

我说：“丁老师，你不要担心，现在中青年一辈的演员不是年富力强、风华正茂吗？”我举了好多例子。丁老师笑着说：“是啊，我们这一代是力不从心了，老的老，病的病，残的残（她还指了指与她一样受过迫害的凌老师）。目前只有依靠中青年一代了，寄希望于他们承上启下。现在各方面都在拨乱反正，我们振兴沪剧要抓紧了。”

打开了话匣子，丁老师要我谈谈想法。我略思索了 一下，就提了一些建议。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1、你们老一辈可适当作些演出，示范后人；2、文革中被批判、所谓的“毒草”要平反；3、传统剧目是上海和沪剧的宝贵财富，经过整理，内容健康的要复演，4、一些优秀的中青年演员要压担子、挑大梁，承上启下，多作贡献；5、沪剧青黄不接的局面要迅速打开，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已是刻不容缓了，要放在沪剧界的议事日程上来。我还记得提了好多有关的剧目和演员的名字呢。

丁老师笑着对凌老师说：“你看这个观众对我们沪剧的现状是多了解啊，建议提得那么中肯。”回头又对我说“你的建议和我们有同感。我在考虑要抓住现在形势大好的机遇，一定在有关场合呼吁，争取上级领导的支持，并在我的工作中努力实施”。后来她又感慨地说：“要是多有一些像你这样的观众来支持我们，再加上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沪剧振兴是有希望的。

我们三人又讨论起当前可演出的剧目和题材等问题。谈兴正浓时，丁老师突然想起后面还有安排，我们就结束了谈话。丁一再向我表示感谢，并请我以后经常来聊聊。两位老师很客气地送我到楼梯口。

这次见面和谈话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丁老师平易近人的生活作风和严谨的工作风格，尤其是对沪剧孜孜不倦的精神，使我终身难忘。当时我心头感到热呼呼的：一位声名显赫的领导和艺术家，对一个普通观众的接待和建议如此的热情，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后来我为沪剧戏迷们绘声绘色地讲起丁老师“沪剧振兴是有希望的”这件事，大家都被感染了。

从此我和丁老师有了交往。

一次相邀——“我们只是‘专（钻）了一家’”

与丁老师第一次见面不久，一天我去劳动剧场（文革前称“天蟾舞台”现在为“天蟾逸夫舞台”）看沪剧，在观众厅外有人招呼我。我回头一看，“呀，是丁是娥老师！”

我们互相招呼后，丁是娥老师避开人群，把我拉到一边说话。她说：“我考虑了一个问题。我知道你熟悉上海的六个沪剧团（指的是文革前原人民、艺华、勤艺、爱华、长江和努力沪剧团）。我在设想，你是否可以来我们学馆，为同学们上上课，讲讲各个剧团的不同题材、不同流派、不同演员的演出？”

她的轻声细语却把我震惊了。“你说什么？”我一脸的茫然。她笑着又把意思重复了一遍。“这不行！我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观众，最多算是老观众了。怎能在‘关公面前舞大刀’，到专业团体、专家面前去‘班门弄斧’呢？”

“不，你有丰富的知识，完全可以讲。你说我们是专家，我们只是‘专（钻）了一家’。平时排练、演出频繁，会议、活动又多。忙来忙去忙在自己一个团的小天地里，很少与其他剧团作交流，也很少去看兄弟单位的演出。哪象你广泛观看各个剧团，各个剧种，了解许多剧目，‘专（钻）了多家’呢。”丁老师一脸诚恳地说，丝毫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

我诚惶诚恐，半天说不出话来了：学馆里名师济济，我哪敢“班门弄斧”，哪有资格去说三道四；同时怕出洋相的“患得患失”的思想也在脑海里占了上峰。我就再三地婉拒了。这样，她的安排也就“流产”了。

现在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我觉得对不起丁老师。她为培养沪剧接班人千方百计、满腔热情、呕心沥血；而我却瞻前顾后，考虑个人得失，太不应该了。这件事一直使我很遗憾，但世界上是没有地方买后悔药的。

一张照片——没有“看”成的“照片”

“我看你是能唱的。下回我也找一个机会，和你们再来办一个宣传精神文明的联谊活动。我和你对唱一个节目，你看好吗？”丁老师对我说。“是吗？”大名鼎鼎的表演艺术家邀请我无名小卒同台演唱，我做梦也没想过。

“怎么，不好吗？”丁老师问我。“不……”，我急忙地申辩。“怎么不好！”丁老师追问道。“平时我一直是观众，从没有好好地学唱，嗓子又不理想，和你一起唱，就怕影响你的声誉。”听我这么一说，丁老师笑着说“怕什么？你有基础，再多练练就行了。况且观众是不会以专业的标准来要求你的。”经她这么一说，我坦然多了。她又问我：“我和你一起唱什么呢？”我认真地想了一想，说“我喜欢你和王盘声老师一起演过的《被唾弃的人》里面那段脍炙人口的‘看照片’。我和你就唱这一段好吗？”丁老师爽朗地笑了，“好，一言为定，就唱这一段”。她还开玩笑地伸出手来和我“三击掌”。接着她对以后搞此类活动诚恳地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她还说，由她出面，去请一些老兄弟姐妹（指的是与她同辈的老艺术家）一起来参加。她同时强调，“沪剧要为精神文明服务，我们是责无旁贷的。”

可是事与愿违，没多久传来了丁老师患病、几次住院治疗的消息。开始她还撑着主持沪剧院里的工作，后来渐渐地力不从心了，终于一病不起，离开了舞台，离开了人世。当然无法和我们搞宣传精神文明的联谊会，这张“照片”再也看不成了。

开联谊会，“看照片”是怎么一回事呢？话得从头说起。

一九八六年，我所在的单位蝉联五次“上海市文明单位”的荣誉称号，而且我们单位一直是商业部和上海市的“商业示范单位”。自一九五八年以来，单位被誉为“上海商业系统的八面红旗之一”（当时是《解放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提出的），并先后出现了几代全国、商业系统和上海市的劳动模范，知名度比较高。以我们单位和个人的先进事迹作为素材而改编成的作品，两次被搬上了文艺舞台。

鉴于上述情况，以马莉莉、陆敬业为首的上海沪剧院一团在创建院团精神文明活动中，主动来我们单位联系，要和我们一起回绕主题，开展联谊活动，以示祝贺。在谈话中得知我们单位的好多职工都有唱唱跳跳的爱好时，几经商量决定搞一场名为“文明之花”的综合演出，并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电视台来我单位现场录播。

在沪剧院领导的支持下，一团当时停止了几场《啼笑因缘》的演出，且集中精力创作、排演了有关我们单位和劳模事迹的沪剧小组唱、沪剧小品（有的小品是两个单位合演的）、独脚戏、流行歌曲和越剧、沪剧唱段等。

一团特地派出人员对我们有演出任务的员工进行几次认真的辅导。沪剧是重头戏。特别是团长马莉莉和我单位女职工演唱《雷雨》中的“盘凤”、名家韩玉敏和我的《苗家儿女》中的“话别”、老演员顾智春的沪剧独脚戏“周父求囡”（沪剧《一个明星的遭遇》片段）、马莉莉、陆敬业和韩玉敏当时热演的剧目《啼笑因缘》中的“天桥相识”等。电视台《大舞台》节目的编导还邀请马莉莉、我和栏目的主持人小辰老师一起共同主持这次联谊会呢。

联谊会结束后，大家余兴未尽，在我们单位的大厅里翩翩起舞，把活动推向了高潮。

事后丁老师告诉我，作为院长的她，非常支持这项公益活动。原本想亲自来参加，怎奈她正在住院治疗，不能来。当电视机里正式播放这档节目时，她和解洪元老师一起认认真真地从头看到底。他俩边看边作评论，后来还把意见告诉我。我在电话里听着听着，着实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连连点头，丁老师啊，你想得真周到！

这事已相隔二十多年了，“照片”虽未“看”成，但使人久久不能忘怀。

一个建议——从《雷雨》到《陆雅臣卖娘子》

记得在一九八六年初，丁老师打电话给我，说某天上、下午要借我单位的地方开一个小型会议，中午吃点便饭。我一口答应了。

那天上午我安排工作人员早早地做好了候客的准备。九点钟不到，丁老师先来了。我记得随后来的还有王雅琴、小筱月珍、杨飞飞、赵春芳、赵云鸣等几位老艺术家，刘卫国导演也来了。

他们相互寒暄后转入了正题——开会了。我跟他们一一打了招呼后，随即带上了门，就退了出来，并关照工作人员除了进去添加茶水外，就不要去惊动他们了。

约十点半左右，丁老师从卫生间出来，在楼厅中遇到我。她对我说，“今天我们开会，在商量组织老一辈演员要演出，筹划经费，支持编写《上海沪剧志》的事。刚才大家在商量，准备复演《雷雨》，你看好吗？”

我摇摇头，用肯定的语气说：“不好。”丁老师露出了惊奇的眼色，说“为什么？”从她的神态里看，分明是我的回答给他们热烈的讨论泼了一盆冷水。她接着说：“你讲讲理由看。”

我一面请丁老师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一面说：“《雷雨》是沪剧的经典剧目，五九年的汇演，八个角色九位演员扮演，剧中每个演员的表演和唱腔都熠熠发光，给听（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文革后又出版了音响读物（这不是舞台演出的实况录音，而是当时电台组织的，在汇演后特地去电台专门录的音，故无杂音音质相当好。电台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听众们都把它奉为沪剧领域里至高无上的宝贝和示范后人的传世佳作。现在你们一辈再要复演，我看是不妥当的。一方面人员凑不齐了：解（洪元）老师有喉病，不能发声了；赵（云鸣）老师腿有残疾，影响舞台形象；袁滨忠老师英年早逝了。他们扮演的角色别人都顶不上；就是顶上去了，也达不到你们老一辈当年的水平。虽有媒体常说某些老艺术家‘风采不减当年’，实际上这赞美之词是违背人体新陈代谢规律的。哪有人的年龄上去了十、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他（她）的容貌和嗓音还是当年的‘风采’？如果你们现在再演这个戏，观（听）众一定会同五九年的录音作比较，觉得差劲点，年龄是不饶人的。我看还是让五九年的美好印象‘定格’在大家的脑海里为好。再说当年还有好多沪剧表演艺术家没有参加汇演，现在年事都已高了。这次争取一同上台，搭在一班车上，作示范演出，给后人再留点精华的东西，岂不是更好？所以我建议你们换一个剧目演出为佳。”

丁老师听了我的话，她沉默了，低着头是在思考。一会儿她若有所思，对我点点头说：“谢谢你。你的话有道理，这个建议好。我进去同他们再商量。”

下午我外出开会。回来后他们已经离开了。我也不便去追问什么。

果然，他们为筹措编撰《上海沪剧志》的经费，无私奉献，整理、汇演了传统剧目《陆雅臣卖娘子》，而且是健在的老艺术家悉数登台，一个角色由几位演员分别饰演，流派纷呈，被传为佳话。（可惜的是，饰演蔡伯伯B角的丁国斌在演出的前一天突然患病了，不能登台。但名字已上了海报和说明书）

这个戏可给我们留下了完整的录音、录像。现在演这个戏的大部分艺术家已经作古了。但她（他）们为沪剧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和财富，值得后人称颂、借鉴和传承。

是不是我的建议起了作用？我从没有想过去查考，也不会去查考。但丁老师尊重艺术规律，尊重同行，虚心听取观众意见的态度是值得广大文艺工作学习的。

一碗羹汤——“公家的东西我不能白吃”

“丁铃铃”，急促的电话声打破了办公室的寂靜。有人对我说：“老丁的病重了，已不会说话了，你现在有空吗？我想和你一去看她，行吗？”我說：“行”。“那我马上来候你”。来电的是《新民晚报》的文化工作部负责人、资深记者武璀（笔名方殷）老师。

武老师同丁是娥老师是最知心，也知道我和丁老师比较熟悉。她得到消息后着急了，故没有事先与我相约，就直接来找我。我马上放下手头上的工作，表示马上和她一起去。

刚要出门，武老师停住了脚步说：“她已经吃不下东西了。我想在你们单位烧一只汤羹类的菜，让她试吃一下。”我说：“可以，重病人吃流汁总合适的。”我们两人抢着要付钱。但拗不过武老师的诚意，她付了菜金。

拿了一个菜盒，我俩急急忙忙地赶到华东医院丁老师的病房内。只见解洪元老师一个人呆呆地面对丁老师坐着。

与解老师打过招呼后，我俩赶紧走向丁老师的病床边。只见她面容憔悴，双目紧闭，笔直地躺着。室内异常的安静，简直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得清楚。

还是这句话：这就是舞台上鲜龙活跳的“阿庆嫂”吗？看到她如此模样，武老师的眼圈红了，我也感到鼻子酸酸的。

“老丁，老丁，我来看你了。你知道我是谁呀，谁呀？”武老师弯下腰，在她的耳边轻轻地说。只见丁老师吃力地、微微地张开了失神的双眼看一看，但马上又闭上了。她略微低了低头，嘴唇懦动着。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反正是她已认出了武老师。

武老师接着又说：“老丁啊，还有一个朋友来看你，你看他是谁呀？”边说边把我拉到近前。丁老师还是吃力地微睁双眼，看了我一眼，连姓带职务，轻轻地对我说一声。我们听见了。

见丁老师神志是清楚的，武老师高兴了。说了一些问候、保重的话。还说：“今天我们替你带来了一碗汤羹，里面的东西有营养，味道好得很。你要多吃点，早点恢复健康。”丁老师还是闭着眼睛，嘴唇动了动，大概是说声“谢谢”吧。

过了一回儿，丁老师皱了皱眉头，这会声音虽轻，但我们都听清了她的话：“公家的东西我不能白吃，我要付钱的。”解老师也在旁边摇手示意。

我和武老师相对一视，明白了丁老师的意思：恐怕我利用职权，拿了单位的东西来做人情。她是不肯要公家东西的。我急忙蹲下来，在丁老师的耳朵旁，放大声音说：“你放心，这是武老师花钱买的。我们没有拿公家的东西来送你。”丁老师听了我的话，又轻轻地点点头，艰难地说了声“谢谢”。后来她就再也不说话了，可见她的病势是沉重的。

看到她吃力的模样，我们不想再干扰她了，就轻轻地说了要她保重身体，配合治疗。并与解老师打个招呼，退出了病房。

“一滴水见大海”。丁老师可以说在弥留之间还为一碗汤羹，公私分明，令人肃然起敬，她的高风亮节值得称颂。

曾有人说丁老师有时“左”了点。是“左”了点：粉碎“四人帮”后，她把落实政策补发的一万元工资（一万元在当时是笔大数目）交了党费，以后她每月按时拿出一百元（相当于三分之一的工资）也交党费，故世后她身边仅仅只有两千元钱的积蓄……

深切怀念——“别了，丁老师”

过了没几天，医治、抢救无效，“丁老师走了。”媒体公布了这个消息。市民们、尤其是沪剧爱好者们奔走相告。人们痛惜：丁老师，你走得太早了。上海需要你，沪剧更需要你。你是上海地域文化的一张响当当的“名片”，是沪剧界的代表、领军人物。

治丧委员会知道我同丁老师熟悉，书面邀我参加追悼会。那天我身着素装，早早就赶到龙华殡仪馆。

那天上午，吊唁的各界人士长长地排着队，从祭奠大厅一直延伸到殡仪馆的正门外。后来的人根本挤不进来。好得治丧委员会早有准备，硬用两条粗麻绳拉出一条狭小的通道来，让吊唁的来宾艰难地挤进来。每隔几步路便有工作人员把守维持秩序。许多热爱丁老师的观众在外面，望着人的“海洋”而兴叹。           

我手持白帖还未进入通道，就给拦在绳子外面的人叫住了。我停步一看，原来是我们用印刷品业务的协作单位——黄浦誊写社（当时该处在人民广场八层楼的对面，现已市政动迁）的一老一青二位员工。他们见了我喜出望外，急急地告诉我，他俩也是沪剧爱好者，想来送丁老师的最后一程，苦于无法进场。见我持帖能进去，就央求我帮忙带带进去。我一看，帮助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位是我认识的沪剧院七四届演员于建福先生（现在是导演，他是同届演员王惠钧的爱人），就上前为他俩讨个情，说我们是一起的。于先生爽快地一挥手，两人迫不及待地钻过绳子就进去了。当然引起旁边好多人羡慕的眼光。

事后过了几天，我去他们的誊写社联系印刷业务，几个工作人员围着告诉我，这一老一青两位员工那天工作特别多，中午回单位后就加班加点到很晚才回家。那天他俩是特地调休去殡仪馆为丁是娥送行的。回来后他俩逢人就说：“送着了，送着了，没有白跑了一趟”。还说幸亏是我帮的忙，要不然是徒劳往返一场。

那天吊唁大厅内布置得庄严、肃穆。观众们常见的、平时作为宣传用的、挂着黑纱的丁老师黑白的大照片悬挂在正中央。哀乐低回，气氛分外凝重。各级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敬献的花圈一直摆放到大厅外。

我看到的来宾中，有各级领导、有沪剧界的同仁和文艺各界的著名人士，更有广大不请自来热爱丁老师的观众。

丁老师身着黑色的西装，安详地睡在鲜花丛中。

整个吊唁仪式按规范进行。除了必要的领导致悼词和家属的致答谢词外，一切都沉浸在默默的不言之中。

大厅里除了一些小姐、女士轻轻的抽泣声外，丁老师的学生许帼华，她肃立在灵床的上横头，“先生，先生！”捶胸顿足的哭声、呼唤声特别引人注目。

人们排着长队，一个个向丁老师行鞠躬礼，送上一支黄色的“康乃馨”。

因事隔多年，吊唁的具体细节我已回忆不起了。但我相信丁老师是永远活在我们沪剧观众的心中。

丁老师，敬爱的丁老师！我们在呼唤你，你听见了没有？你在天堂里肯定已经知道，沪剧已成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你一定还在为沪剧事业的传承、发展而操心。

骏  良

于2011年5月31日